专家谈虐童事件：虐童罪刑罚幅度太低

　　幼儿园虐童事件接连被曝光，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虐童并非偶然事件。”少年司法领域知名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向记者直言，目前与儿童权益相关的日常监督管理主责政府部门尚不明确，需要建立专门机构。

　　“不管是虐待还是猥亵，只要是针对儿童的侵害行为，都应确定为情节恶劣的行为。”宋英辉认为，法律不应该要求对侵害儿童的行为，如猥亵、虐待等，审查是否情节恶劣。

　　宋英辉同时呼吁，所有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人员，都要在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出现“二次伤害”。

　　“儿童保护需明确监管责任”

　　记者：虐童事件缘何频发？

　　宋英辉：出现虐童事件，并非偶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包括整个社会的儿童保护观念、幼师资格审查缺陷、家庭监护机制不够完善等。目前，国内在政府部门中缺乏一个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对与儿童密切相关管的组织进行日常监管，也就是说，涉及儿童权益的主责部门是缺位的。

　　虽然目前我国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政府部门、组织有30多个，比如国务院妇儿工委、民政部、教育部等等，但谁是主责部门，并不明确，责任太分散。职责过于分散，又缺乏主责协调部门，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条块分割，有时职能相互重叠，有时有些管理监督成为空白，资源难以整合和优化利用。

　　记者：您说的日常监管包括哪些方面？

　　宋英辉：这需要政府专门机构进行监督、管理。比如，幼儿园全程留痕。审查幼师任职资格、背景，特别是有无侵害儿童的记录。制定幼儿园相关标准及制度，监督管理幼儿园的运行是否符合这些标准，没有达到标准的限期整改。

　　又如，家庭中父母监护能力不足、监护方法不当或者虐待儿童的，政府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就要介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评估，明确原因后再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帮助，剥夺监护权，或者启动惩治程序。可派专门的家庭监督员对父母监护进行监督，留一段观察期，仍监护不利可将儿童带离。

　　就学校而言，要建立强制报告的机制，如有疑似伤害儿童的行为一定要报告，核查之后再采取措施。

　　记者：虐童事件有惩治力度不够的原因吗？

　　宋英辉：法律惩处力度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虐童案往往是个案解决模式，出现问题之后，按照法律法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但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解决个案远远不够，要靠日常监督管理，通过整体监管机制来发挥作用。如果没有专门的日常监管机构，对照料、教育未成年人的机构进行日常监管，就会存在很大的儿童被侵害隐患。

　　“虐童罪刑罚幅度较低”

　　记者：针对虐童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将虐待老幼病残等虐待行为入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您怎么看这一规定？

　　宋英辉：这样的刑罚幅度相对较低，应该把儿童单列，不应放在老弱病残一起处罚。儿童和老年人、残疾人是不一样的群体，后者是成年人，相对来说还是能够表达和反映自己的诉求，但儿童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儿童没有防御能力，不能自我维护权益。

　　此外，虐待儿童所造成的伤害比成年人大。成年人身心已经发育成熟，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强。儿童受侵害，特别性侵或者长期虐待、暴力，会造成抑郁症状，出现自杀倾向，甚至转化成暴力性行为，将来很难融入社会，对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儿童在成长发育期受到的伤害会因此留下长时间的阴影，甚至会传播给下一代。

　　记者：关于虐童事件，您觉得如何界定情节恶劣？

　　宋英辉：虐待儿童，本身就算情节恶劣，法律上不应该在明确受侵害者是儿童的情况下，还要求审查是否情节恶劣，如果有更恶劣的情况，则应作为从重处罚或提升刑罚幅度的事实。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管是虐待还是猥亵，只要是针对儿童的侵害行为，虽然具体情况有程度差别，但都确定为情节恶劣的行为。

　　我们不能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侵犯儿童的行为做情节轻重的判定，因为对儿童的侵害，不能只看表面的影响，它的影响很多是长期和无形的。

　　“问询被侵害未成年人要避免二次伤害”

　　记者：当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仍处于易发、多发态势。在法律层面上，应该对未成年人性教育问题作出哪些制度安排？

　　宋英辉：应该把性教育入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中小学教育的必修的课程。我们国家还没有家庭教育法，如果有，就应该把性教育作为家庭教育法的内容之一。

　　法律应该规定从小孩能够接受教育的时候起，就要进行强制性的安全教育。比如性教育，未成年人可能不懂性的概念，但是你得告诉他，身体上哪些部位是可以触碰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触碰的、不能谈论、不能看的；哪些人是可以接触的，哪些人是不能接触的。

　　记者：当侵害事实发生后，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如何进一步保障遭遇侵害的未成年人隐私等权益？

　　宋英辉：受侵害之后，首先就是要切断侵害，防止再次侵害。比方说性侵未成年人的，或者对被害人进行有效看护，或者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隔离，防止被害人再次受害，特别是家庭成员间发生的性侵。

　　我们呼吁的是，处理未成年人案件需要专门的办案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专业性。每一次询问，对被害人其实都是一次伤害。因此询问的技巧方法上，除了遵循法律还要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还需要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知识，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二次伤害。

　　隐私权方面，法律文书上涉及到未成年当事人的姓名、住址、父母等相关情况，需要在技术上进行隐匿等处理，不能让别人推测到是某一个人。再比如，未成年人作证的，可以不需要出庭。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国外如何防治虐童事件？

　　宋英辉：一个是信息公开，像美国、韩国等国家会对有性侵儿童记录的罪犯进行信息公开。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看信息，预防他们再次犯罪。

　　有的国家采取犯罪记录登记，特别是有前科者的报告义务，他们需要向与儿童接触密切相关应聘单位如实报告自己的前科。与儿童接触密切相关单位在聘任人员时，应当对这方面进行审查。有这方面记录的，禁止从事与儿童密切相关的工作，如幼师、校车司机、幼儿园学校厨师、儿科医生等。

　　另外，对性侵儿童的人员要进行监控，比如他从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警方和儿童保护组织都要对他进行重点跟踪、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