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芳华，那就说两句吧》一文发出之后，我在微博上又写了下面这段话，以使人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够省点劲：
那篇文章讲的就是这几个意思：1、文革对当时未成年人的影响是独特的。2、他们在当时的感受更有懵懵懂懂的玫瑰色。3、其间很多矛盾的东西可能交织在一起。4、没过着瘾可能形成一种内心的召唤。5、这种召唤可能理智都不见得意识到。6，但这种召唤是顽强的，有力的。7、要对这种内心不自觉的召唤保持警惕。
有人说，电影你都没看过，怎么就能写影评呢？还有人劝我，孙老师，还是看看吧。其实，我写的不是影评，看不看电影关系不大。
那我想写的是什么呢？想写的是冯小刚的心路历程，也不仅仅是他，而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路历程，以及这种心路历程所具有的含义。有人说，那不看电影你怎么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其实那个内心世界人们都知道，只不过因为太复杂，人们一直不知道怎么去概括它，怎么去解释它。
我一直在想象的是，冯小刚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的？也许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五味杂陈。如果再加四个字就是：倒海翻江。实际上，这也许是许多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复杂感受。
这与那种场景的特点有关，尤其是与人们对那种场景的感受，特别是当时的少年儿童对那种场景特有的感受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受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说明一点，我这里说的人的本性与我这几年常讲的人性的概念不同，人性是指与动物不同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它的力量和顽强，它的吸引与征服的能力。
举个例子。
在那样一个年代，阶级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把一部分人专门划出来，作为另类，作为阶级敌人，而且要不时批斗羞辱。在今天，在正常人看来，这无疑是荒唐的，是一场悲剧，是那场灾难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用一种概括性的语言来讲述这种场景，任何正直善良的人们都会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
但在当时的具体场合中，在参与其中的具体的人当中，会完全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在对别人的羞辱中获得快乐，在将别人划为另类中获得自己相对的优越感，你能否认这个拿不到台面上来说的重要因素吗？
刚才我说到人的本性。你想想幼儿园时代，中小学时代的情景就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哪个班级里没有一两个这样的“阶级敌人”：或是学习不好，或是家境贫寒，或是形象不佳，甚至穿着破烂，有时还流着鼻涕。他们是人们贬损、欺负的对象，人们在贬损、欺负他们当中，获得快乐和优越感。这与成人世界中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者在人的本性当中难道没有共同的基础？阶级斗争的召唤，为什么在今天还能引起远非个别的回应，与此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荒诞的时代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放纵的舞台，而且那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的放纵。这种基于人的本性的放纵构成那场灾难的基础，在放纵中获得的快感成为人们参与其中的动力。看不到这一点，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就是肤浅的，对其可能的浮现就会缺乏警惕。文明是什么？就是基于理性对那种原始的野蛮和恶的冲动压制。
话说的有点沉重了，用轻松一点的方式说。
人们都知道《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是一群孩子在那段时间里的生活：闹事、打架、拍婆子。在宏观的背景之下，这无疑是荒唐的，甚至是一场悲剧，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段历史，毁了自己的一生。
但在孩子的眼中，甚至在几十年之后的记忆中，就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取消高考是荒谬的吧，但不少人回忆起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听到取消高考的消息时，是如何的兴奋。一种摆脱压力，获得自由、任性、“解放”的兴奋。
其实，无论是打砸抢、破四旧、大串联，你都能从中看到这个放纵的因素。背景是沉重的，结果是悲剧的，其中包含着另一部分人的苦难和折磨，但对于参与其中的很多人，就是放纵的快乐。
说到这，我想到一个问题：假设是一个少年儿童，自己的家庭也是这场荒诞的受害者，他们的感受会如何？换句话说，人们经常讲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这样的一种逻辑，具体到少年儿童的身上，会不会有什么特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有的可能刻骨铭心，有的可能浑然不觉，有的可能是痛苦和快乐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就造成一种可能性：他们从苦难中走来，但记住的是快乐：苦点算什么，但那时候快乐。
昨天晚上吃饭，著名评论家肖锋谈到我写《芳华》那篇文章时说了一个词：源代码。这个词让我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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