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在签名售书。《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后，气度儒雅的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网友“晋封”为“故宫男神”。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10月2日，下了从太原到北京的高铁，印树葳马不停蹄赶往故宫，11点半，他满头大汗地抵达奉先殿钟表馆门外，在最后一分钟见到了自己的偶像——王津，也拿到了这天上午的最后一本签售书。
“假期要去秦皇岛参加婚礼，看到王老师举办签售的消息，临时来到北京。太原博物馆举办故宫文物展，有几件王老师修复的钟表，我也特意去看了。”印树葳说。
上午两个小时《我在故宫修钟表·瑞士钟表》的签售中，王津遇到的大多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的特意从外地赶到，有的拖着父母过来，一个20岁出头的小女孩对王津说，你一定要记得我，我以后还会来见你。她是王津的“铁粉”，已经参加过三次王津的公开活动。
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王津火了。今年是他在故宫文保科技部钟表室担任文物修复师的第41年。在临近退休的前几年，默默无闻的他成了大明星，在瑞士的雪山、加拿大古老的广场上，都有留学生远远跑过来说，“王老师，我认识你。”
印树葳觉得这个年代还有王津这样认真做事的人很让人感动，对于那部以文物修复师为主角的安静纪录片，他的评价是：“燃！”
不过王津周身找不到一丝“燃”的迹象，他待人接物儒雅，但在深宫中40多年“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与“机械怪兽”作斗争，又充满了英雄主义气质。
或许是这种气质吸引了年轻人，故宫钟表室迎来了百年来人丁最兴旺的时候：正编6人。
故宫修钟表的行当一直没断过人，但王津师爷那辈最终就剩一人，师傅那辈最后只剩两个人，到了王津这代有3人，2006年后的十多年，只剩他和徒弟亓昊楠。而去年，他一下招收三位徒弟，其中一位从芬兰博士毕业，亓昊楠也招到了一位徒弟。
王津感觉到，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这是以前从未见到的景象。
■ 对话
“宁可修慢一点，也不要急躁” 【人物档案】
王津
1961年生，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馆员，1977年起在故宫从事文物钟表修复，陆续修复和检修了三百余件钟表，曾在国际国内重要博览会展出。因《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被称为“故宫男神”。
国家对文保投入大让修复效率提高
新京报：你1977年进宫工作，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发展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体现？
王津：体现得很明显。原来人手少、材料设备简陋，经费非常紧张，一年才两三千元。那时主要靠手把手教，凭经验观察，无法科学检测。现在国家对文物保护投入非常大，很多科学手段用在文保中，修复效率更高了。
而且以前的修复基本没有档案记载，想看看过去修的是什么、怎么修的，一点记录都没有，现在都有档案和影像记载，还有实验室帮助我们。
新京报：在故宫工作41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王津：故宫就像家一样。我们家从曾祖父到我，几代人都在故宫。我印象中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宫，还在神武门广场看露天电影。1972年前后，因为帮病休的爷爷来宫里办些领工资、领物品、交看病单的事，往来宫中就比较多了。1977年爷爷去世，我只有16岁，院里照顾我让我接班。当时文物修复厂没有年轻人，钟表室就剩两个人，岁数也比较大，我就被师傅挑上了。
现在儿子也在颐和园从事钟表修复，他也喜欢这份工作。
新京报：你从师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王津：师傅对我们要求很严，除了工作，做人要求也很高。他自己就是这样，有一年师傅年纪已经很大了，带我们坐30多个小时火车去广东，帮省博物馆修钟表。冬天很冷，我们就住在办公室里，晚上支个小床，没有暖气。师傅哮喘很厉害，每天靠气雾剂维持。其实也可以让人把钟表运到北京去修，但他担心运输会造成损害，所以自己南下，这种对文物的尊重和爱护对我影响很大。
新京报：修复钟表对人的性格有什么要求？
王津：首先要喜欢这份工作，哪怕脾气比较急的，如果真喜欢，干五年十年，性格也会改变。这个工作不可能急，如果在你手里造成文物损伤，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宁可修慢一点，也不要急躁。
让社会看到“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新京报：现在你的崇拜者很多，对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王津：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只不过认识我的人多了一点。有一次去瑞士出差，休息的时候去雪山上观光，老远跑来一个小伙子跟我说，王老师我认识您。去加拿大旅游，在一个很古老的广场，也有两个留学生认出了我，都是通过在网上看纪录片认识的。
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关注非常多，过去很少有人关注这些。拍纪录片的时候，大伙都想，肯定都是退休老人在家守着电视看看，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观众是年轻人，十几岁、还有几岁的孩子。曾经在武汉做讲座，遇到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把纪录片看了好几遍，很喜欢。国庆做这个签售会，好多都是小朋友领着家长来的。
新京报：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工作有什么促进？
王津：有很大的促进。从1977年到2017年40年中，我只招到一个学生。前后也招过两批，面试都过了，孩子都没来报到。纪录片播出之后，现在很多人来报考，去年招来了三个。原来也很少能招到研究生、博士生一类高学历人才，去年招到一个在芬兰博士毕业的，放弃了外国工作来故宫。他们外语水平很高，中国传统工艺资料特别少，通过他们能联系到国外，能找到更多资料。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时刻觉得自己的工作为国家做了贡献？
王津：自己的一点成绩能受到这么多关爱，我觉得很感动。现在节假日经常加班，都是做公益宣传，做签售、去院校跟学生交流、在钟表馆接待小学生，也是很好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故事，能够让社会看到“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很大，很多看纪录片认识我的孩子都是初中生、高中生。从故宫文创也能看出来，那么多小孩到文创店买很多纪念品，由衷地喜欢，这就是非常大的变化。
■ 同题问答 新京报：今年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王津：今年第二册书《我在故宫修钟表·瑞士钟表》出版了。这么多年，专门关于钟表修复的书几乎没有，去年我们出了一本《我在故宫修钟表·英国钟表》，几个月就售罄了，第二册也受到很多关注。
新京报：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王津：想多修一些没有机会修复的钟表，比如“写字人钟”。我师傅说“写字人钟”非常复杂，以前没有见过、没有资料，而且是孤品，对故宫修钟表的人来说非常神秘。现在八个字写不全，能写出几个，具体问题出在哪、破损到什么程度，没有打开也不知道。
新京报：你对国家有什么祝福和祝愿？
王津：几十年前的国庆跟今天相比，从故宫就能看出不同。那时候来故宫的观众很少，现在每天爆满，孩子把国旗贴在脸上，很高兴看到年轻人爱国情绪那么高。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希望走入文物修复岗位的孩子认认真真学习好，把老师傅的经验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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