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环黄金地段的150亩农田，是如何保住的？

　　“均价6万的北京三环，为什么种了150亩农田？”

　　我亲身经历了此事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

　　面对当下网络上流传的种种不实说法，作为亲历者和知情人，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讲讲当时的真实情况。

1　几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

　　1993年4月，中国农科院基建处接到北京市规划局的通知，让他们和作物所的领导去局里一趟。基建处负责人王升林同志通知我和他一起去。

　　我们到北京市规划局后，接待的同志拿出一张绘制清晰完整的《双榆树地区集中供暖热力中心修建蓝图》，指着图解释说：

　　“这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冬季供暖，夏季发电，建在三环路桥南，已经市建委同意，你们小麦收后就动工，现在正式通知你们，麦收后就用地。”

　　当时，我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开口便说：

　　“修建皂君庙路，南北直穿我们试验地中间，已经占了不少地，只剩这100多亩，现在又要占去中间60多亩，还怎么搞农业科学试验研究了！”

　　没等我把话说完，对方急忙说：

　　“这是百发市长的决定，不能改变了！”

　　回院后，我和院基建处负责人王升林商议，他向院领导汇报，我向当时作物所的其他所领导、主要用地的金善宝名誉院长和几位院士汇报。

　　金老听我汇报后十分激动：

　　“种植业没有地怎么搞科研？‘八五’计划中有希望的成果怎么拿出来……”

　　他建议由我执笔、请几位院士一起商讨，为了国家长远利益、为了人民的粮食增产，联名上书中央。

　　我遵嘱提笔，草稿如下。 

尊敬的江泽民总书记

李    鹏总理

朱镕基副总理：

　　您们好！党事、国事、民事，您们日理万机，辛苦了！

　　我们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几名研究员（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都在从事作物育种专业研究。

　　近日，突然把所领导叫到北京市规划局，正式通知，麦收后，要从三环路联想桥南，我们种植多年的130多亩试验地中心点，修建世行贷款的夏季供电、冬季供暖的“热力中心”。并且展现了已绘制好的蓝图，要求麦收后，即刻腾地，以便施工。

　　这块试验地是日寇侵华后1940年开始投建的，迄今已有50多年，经其华北农试场和国民党接受收后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多年来按作物试验要求管理，培育土地，已成为土壤酸碱度、坚实度适宜、有机质含量较高的优质试验田。近年来已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的“中单2号”玉米，全国协作攻关提供的太谷核不育小麦种质材料，已在云贵山区开始试种的异源六倍体、异源八倍体小黑麦，适于我国优质小麦的亲本材料及高代材料，优质高产大豆的杂交后代，近年来都连续不断地在这块试验地上轮作倒茬种植，获得相应材料和种子支援各地。特别是确有十分把握的几个作物新品种，“八五”将在这块试验地上出现。

　　我们几人，年龄最小者已是77岁，都决心为国家农业的发展、粮食增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继续贡献绵薄之力，但都感到试验地再折腾就力不从心了。专此致信中央领导，恳请从国家大局的需要，帮助我们劝说北京市规划局，将热力中心另选修建地址，保留我们试验地长远、稳定的进行科研工作。

敬祝大安！

院士签名： 

　　信件草稿写好后，我先交给名誉院长金善宝审阅。金老阅后对我说：

　　“信写得很好，但这是和北京市打交道，鲍文奎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又是北京市选出来的全国劳动模范，文稿打字后，最好先找鲍文奎签字以后，由鲍文奎出面和北京市联系较好”。

　　我将文稿请人打字完华，先请鲍院士阅完签名，其他几位院士也一致同意签名后上报中央。我自己留下了这份手稿，保存至今。

　　至于这段时间内院基建处负责人王升林向院领导汇报后的情况如何？院领导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作物所和院士们都一无所知。 

2　海淀区政府会议实况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993年5月26日下午，原海淀区区长、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胡昭广，在海淀区政府召开中国农科院几位院士和市政府有关人员的座谈会。

　　与会人员有二三十人。

　　先是市政府有关局几位领导的发言，（主要是几位局长，没有介绍有纪委同志参加，也没有任何中国农科院院级当政领导参加）从不同角度谈了建立热力中心的重要性，试图说服院士们同意占用试验地。

　　当北京市规划局有人说“1955年就把建锅炉房的规划订在农科所的试验地上了，现在是执行这一规划”时，鲍文奎院士确实是忍不住了，我清楚地记得，他问这位规划局的发言人：

　　“1955年的时候，你在那里？我是1956年来到北京的，被农业部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处。当时，出了西直门，就可看见日本人盖的中国农科院这栋飞机式楼房，周围都是广阔的农田，还有少量荒地。那时，你们建锅炉房的规划，为什么不建在周围的荒地上，偏偏要把‘锅炉房’规划到农科所的试验地上呢？”

　　至于金善宝院士，上午，他冒着烈日去郊区观察小麦新品种展示田了，午饭后未休息就驱车赶到会场。在鲍文奎院士发言后，他又详细地陈述了中国农科院必须继续使用这块试验地的理由。他还指出，在美国、印度的大城市中，迄今都保留有城市建设初期开辟的农业试验地。

　　接着，几位院士纷纷发言，他们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国家需要农业，农民需要农业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生产，世界经济竞争要求我们不能没有农业科学，而种植业研究没有试验地，就是“无泉之水，无本之木”。

　　主持座谈会的胡副市长在做总结时很客气：

　　“天气很热，老院士们都放下试验田间观察小麦的宝贵时间，来参加座谈会了。”

　　他表示，市政府一定根据院士们的意见，要进一步慎重研究供暖中心的选址问题。

3　首都规划委决定另择地址

　　保住农科院这块寸土寸金试验地的功臣，是以金老为首的院士们。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老因工作需要，曾多次上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聂荣臻、万里、李岚清，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家副主席王震，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等。

　　每次上书，都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解决了农业生产、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教育，和所在单位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此次上书，内容合情合理，一如既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据知，朱镕基副总理把院士们的信批转北京市政府时，已明确批示：

　　“尊重专家们的意见，保留农科院试验地，热力中心另择地址。”

　　北京市接到中央批转的意见后，胡昭广副市长亲自主持、召集农科院几位院士座谈，进一步详细听取意见后，决定热力中心锅炉房另择地址。

　　座谈会上自始至终，气氛融洽。

　　座谈会之后，不出半月，6月9日，首都规划委正式下达了（93）首规办秘字107号文《关于双榆树地区集中供热锅炉房选址问题的报告》，决定另择地址。

关于双榆树地区集中供热锅炉房选址问题的报告

（图片由作者提供）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为此，北京市已将中国农科院东门外这块试验地，在首都的建设规划中，定为一块“永久绿地”，并上报国务院。

　　正是这次商讨，使北京市领导和农科院的院士们就保住这块“永久绿地”的意义取得了共识，同年12月，当北京市扩建三环路、修建立交桥，再次涉及到北边试验田之时，金善宝、鲍文奎、庄巧生3位院士就直接写信给北京市的领导了。

　　信中，他们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祝贺新年；其次，感谢中央和市领导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和对农业科技人员的关心；最后，对三环路扩建，影响到试验田的问题，提出两个要求：

　　其一，路边、桥边占地适当缩窄，尽可能不要再占用作物研究试验地了；

　　其二，如果非占用不可，请允许我们把田间小黑麦材料的种子安全地收回来，在1994年7月初以后，再进入试验地施工。

　　对这两个要求，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批示：“请百发、昭广再协调一下，答复金老，不要置之不理。”

　　昭广副市长批示：“请邢处拿图标，查94年7月开工部分，然后与市政局研究，是否可以？”

　　百发副市长批：“请按昭广意见处理。”

　　昭广副市长再批：“请协调按第二条请求，从工期角度晚开一点，是否可以？望答复金老，并将结果报希同书记，其炎、百发市长。”

　　邢玉海处长批：“赵庆福同志：请按照市领导意见，少占小黑麦试验田，并对试验田加以保护。”

　　以上层层批示，足以说明北京市领导对这块寸土寸金试验田的重视，对农科院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的关心。

　　28年来，这块农作物“永久绿地”，冬小麦、大豆、玉米，轮作种植，决不逊色于“草坪绿地”。在党的各项政策指引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作物所没有辜负老一辈院士的期望，充分发挥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的作用，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太谷核不育小麦转育成功的矮败小麦，优质小麦和中黄13号大豆优良品种等，均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科技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优良品种的推广面积逐步扩大，使广大农民收入实际提高，这是建筑开发商无法比拟的。

4　为鲍文奎院士正名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描述：

　　在北京市政府召集的座谈会上，当北京市规划局有人说到“……1955年就规划在这里建锅炉房，现在是执行”时，坐在对面的一位名为鲍文奎的院士立马就急了，站起来回应道：

　　“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我知道这块试验地有多大……”

　　事实上，鲍文奎院士根本没有说这样的话，不仅有当时的与会者作证，而且有多项史料为证，如：

　　*鲍文奎的传记4篇

　　《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第一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3月，第505页；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家名录》，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3页；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作物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鲍文奎院士夫人严玉瑞亲笔）；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六卷，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49页。

　　翻开鲍文奎4本传记，前后不同页数上，用不同的文句记载着：

　　“1939年6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在重庆），同年7月，到成都农业改进所工作。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50年秋回国，又回到四川省农科所工作…….”

　　*鲍文奎的自述文章

　　1985年，鲍文奎在（史锁达、 任志高编：《著名农学家教育家金善宝》，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页）“沿着金老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一文中写道：

　　“1939年夏季，我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那年夏天金先生和他当时的助教蔡旭到四川平武一带考察去了，到6月尚未回来，我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邹先生介绍我去孙本忠先生那里去搞蚕桑，我也同意了。可是，在上任前一星期，金先生回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鲍文奎，你不要到孙本忠那里去，同蔡旭一道去成都。那边小麦缺人。我已同李先闻说好了。”

　　“这样，我就向同学借了旅费到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工作了……在这个实验室里，我蹲了6年，直到1947年秋出国才离开。”

　　“1947年秋，我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9月中旬经香港回国后又回到原来工作过的成都。”

　　“1956年秋到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筹建中，暂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了二年，1958年冬回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以上4本传记和鲍文奎院士个人自述，以及1984年鲍文奎入党时的组织审查，都证明了他的历史是清白的，充分证实了日本统治时期，鲍文奎一直在四川省学习工作，从未到过北平。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不给日伪政府做事”，是我们中华民族抗日爱国的誓言！一个中国人的气节！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正因如此，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留了络腮胡须，不给日本人唱戏；

　　众多专家学者辞去了高薪聘请，躲到了农村，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中国现代农学家传》序言中有一条规定：“抗战时期，凡是给日伪政府做过事的人不能列入本传记”。

　　鲍文奎，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正直无私、历史清清白白，怎么可能“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就在这里工作了”呢？

　　对此，我们代表鲍院士在国外的家属，熟悉鲍院士人品和历史的人士，为鲍文奎院士正名！

　　网上有文章甚至把袁隆平和鲍文奎两位专家之间正常的学术交流，夸大为袁是鲍的“学生”，似乎“杂交水稻之父”的成就完全得益于鲍文奎。

　　实际上，其文关于袁隆平来访这段内容纯属捏造。

　　文中说：

　　作物所自建所以来到进入重大工程楼以前，从没有门卫。写出这样文章的作者既不是当时农科院的人，也从未来过农科院作物所，文中所述，绝非事实。

　　其实，袁隆平第一次来，鲍文奎告䜣他：自花授粉作物，进行异花授粉，有的确实有杂交优势；还举了丁颖院士早期水稻研究为例，并说：丁老在广东省（包括当时的海南岛）找到过野生稻。

　　第二次袁隆平从三亚来京，因购火车票需要证件，是作物所南繁小组提供的空白介绍信。

　　本所与袁院士的关系一直很好，上个世纪，他是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年还和本所退休所长一起参加了中央领导来三亚市师部农场召开的座谈会。

　　以上所述，是我的亲身经历；所附文件，是北京市政府当年颁发的档案资料复印件（不是院里下发的）。

（注：本文作者包括，亲历者：吴景锋；见证人：金作怡；联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