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 80 岁的母亲是女同性恋者

　　编者注：本文首发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当时文章发出后，在丁香园留言区引起了许多读者的讨论。在今天，我们再次讲述这个故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老年性少数群体，看到不同个体间对于爱共同的需求。

　　5 月的一个下午，成都武侯区玉林路。湿热弥漫在空气里，花草树鲜艳浓绿。 

　　在一家可以吃饭喝茶搓麻将的饭馆里，两个带着口罩的女性开门进来，慈眉善目的两人衣着舒适，神态轻松，细小的汗珠从她们额头纹理中沁出来。 

　　旁人或许难以知晓，她们其实是一对已经相伴 16 年的伴侣——于是和小荻。 

　　“我想要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公平的天空，我希望今天做的、今天说的、今天去关心的、去影响的，能够为我们的将来带来更多的阳光、公平和尊重。”作为一名年届 50 的女同性恋者，于是曾在节目中这样说到。 

　　而于是身处的老年女同性恋群体或许正是国内性少数群体中最隐秘也最沉重的部分。 

　　她们有着多重身份：老年、女性和拉拉（女同性恋别称）。时代规训给每个人留下特定的烙印，女性尤甚。但这些规训为何产生、是否合理，又是如何顽固地留存并且影响现在。她们，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参照。 

浮出水面 

　　于是，可能是过去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拉拉之一。 

　　2006 年，她作为嘉宾出席了电视访谈节目《鲁豫有约》，讲述自己“女人爱女人”的故事。这在圈内被称为“出柜”，即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而 2016 年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等机构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只有 5% 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身份。而此时，距离那期节目，已经过去 10 年。 

　　“做完节目后，60 多的、70 多的、接近 80 岁的都来找我。”于是最先照亮的就是老年拉拉。 

于是在《鲁豫有约》节目中

　　“她们一直觉得这种感情是见不得人的，是不能够给别人分享的。虽然说我们阵地不够大，还没有走向主流社会，但是她们毕竟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有了倾诉的对象。让这些老人在晚年感受到了认同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我觉得是个非常美好的事，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于是说。 

　　之后几年时间里，仍有老人不远千里赶来，寻找她们的答案。这群人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拉拉，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看到她们，我就听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声音，是孤独的声音。” 

　　老年女同性恋者群体很隐秘。于是联系到的老年拉拉中，年龄最大的是 40 后。她们踪迹难寻至极。每个人几乎都按照时代的要求，把自己严丝合缝地装了进去。在她们的时代，女性的价值被毫不掩饰地总结为：结婚、生子、照顾家庭。 

　　“她们到了老年以后，社会观念改变了。找到我之后，就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改变了，氛围也不一样了。”于是这样解释部分老年拉拉愿意浮出水面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没有被看见的。 

　　“大量的不是像她们这样的。这样的故事千千万万，就被淹没了，包括老年男同也是一样。”只是在女性和拉拉两重身份之下，女同性恋者承受双倍重压。其生存图景与男同性恋者存在鲜明不同。 

　　2020 年，很少再接受采访的于是告诉“偶尔治愈”，即使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污名、歧视和恐惧，她反倒觉得可以理解。“得先知道同性恋，才能反对。（至少）说明他们看到了我们。” 

　　“我们要越来越重视人性，越来越重视感情的需要，越来越尊重生命。我觉得这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主题。”一位性少数群体资深社群人士对“偶尔治愈”说。 

　　作为拉拉乃至性少数群体的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于是目睹了群体内部和外部的观念变迁。  

她和她的爱情

　　每次讲李莲荣和王建华的故事，于是都心里发酸。 

　　最后一次见到李莲荣是在成都的一次聚会上。那时李莲荣已经 70 多岁，身形高大。当时，李莲荣边哭边说：“跟你讲一句老实话，我这辈子就爱过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 

　　李莲荣口中的“老师”便是王建华。在李莲荣十六七岁的时候，二十多岁的王建华上山下乡到村里教书。

　　两人的情愫悄悄生长。等李莲荣到了适婚年龄，王建华甚至帮忙安排了相亲，为她找到一个经济条件和人品都不错的男人。 

　　“不管你多喜欢，那个时候都应该结婚。这是一条符合传统道德和社会正确的道路。”于是说。 

　　之后，王建华和李莲荣没有再联系。近 20 年后，两位老人已经年过花甲，再次相见，李莲荣三代同堂，王建华则离婚了两次。 

　　王建华希望李莲荣也离婚，然后跟自己在一起。这几乎是所有性少数情侣都要面临的矛盾：一方要去结婚。她们时常为此争吵。 

　　每次见到于是，王建华都会抱怨：“李莲荣还没有离婚，她就是不够爱我。”但每次吵完，她又都会主动示好，两人很快和好如初。后来，两人一块参加活动，“两个老太婆，手牵着手，握得可紧了。” 

　　于是说：“这些老人家真的特别可爱。她们跟我们年轻人没有区别。她们的活力还是那么的强烈。她们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爱情，还有自己的生理需求。” 

　　成都一别后，于是再听到关于李莲荣的消息，便是老人离世了。而两位老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纠葛也随之落幕。 

　　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悲剧。 

　　于是成立的拉拉关爱小组曾去过湖南的一个偏远山村。在那里，她们发现了一对一起生活了快 60 年的老年拉拉。 

　　这对老人住在泥巴墙、茅草顶的房子里，在 20 岁出头的年纪相识相恋。志愿者前去拜访时，她们已经年近八旬，甚至不知道“同性恋”这三个字。当到问她们的关系时，两位老人只笑而不答。 

　　为何她们没有被社会观念裹挟，结婚生子？原因荒诞又讽刺。 

　　其中的一位老人年轻时算过命，算命先生告诉她：你这辈子不能结婚，否则一家人都会倒霉，包括你未来的老公。“所以整个村子都没有人给她提亲了，父母也不逼她相亲结婚。这真的是她很大的一个幸运。”于是说。 

　　与这些老姐姐的相遇，改变了于是对于老年女性的看法，即使她同为女性。 

　　她们可以爱，也可以去追求爱，还可以有性需求。于是说，“她们需要一份感情，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婚姻无法改变性取向，生了孩子、有了孙子，也没有办法改变。” 

无人知晓

　　李莲荣去世，于是大哭了一场。 

　　“我真的是没有为她们做太多事情，但是她们每个人都很信任我，把自己的感情都告诉了我。老人们分散在天南海北。来找我一次不容易，我去看她们一次也不容易。” 

　　李的家人直到她去世，都不知道王建华其实是她的人生挚爱。绝大部分的老年拉拉，都跟李莲荣一样，秘密隐藏了一辈子，至死都无人知晓。 

　　2007 年的一个下午，一对老太太走到于是的酒吧门口。她们相互搀扶着，走得非常缓慢，还有些颤颤悠悠。这两位老人是 69 岁的金姨和小她几岁的女友，从河北来。 

　　“于是，我终于找到你了。”这是金姨坐下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老人的样子很激动，她反复说：“我如果生在你们这个年代，我绝不会结婚”“我以前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 

　　来的老人，许多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想亲眼看一看，你跟我是一样的”。她们漫长的人生中，于外，她们本分地完成着被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任务——女人、妻子、母亲、祖母；于内，却囚困成一片荒漠。 

　　所以她们一定要找到于是，表达出对“自己人”强烈的渴望和亲近。

　　找到她，就像找到了“组织”。在酒吧里，老人们发现跟自己一样的不仅不止一个，还有那么多生在不同年代的年轻人。 

　　但当拉拉老去，她们像所有老人一样，底色大多孤独。伴随着衰老，她们同时也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权。 

　　但后来，金姨突然消失了，各种方式都联系不上。 

　　于是打听到，金姨摔了一跤，改为子女照顾。因为她喜欢把于是的文章打印出来放在家里看，蛛丝马迹被子女知晓。他们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便断掉了她跟于是的一切联系。  

因为是女性 

　　16 年前，参加《鲁豫有约》，是因为于是自己心里一直有一道坎，她希望这个世界知道，拉拉是群什么样的人。 

　　“我对我的朋友很好，对我的爱人和我的爸妈也都很好。我认识的朋友、我身边的女孩子们都很能干，都是非常好的人，为什么我们就要比别人要活得艰难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像别人一样的光明正大去生活？” 

　　于是的问题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性少数群体身上。但对于拉拉来说，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她们是女人。 

　　像李莲荣，她无法像王建华一样独立决绝，所以非常痛苦。“王建华文化水平本来就很高，也有自主权。她可以离婚，而且，两次婚姻的两个女儿能都带走，谁都不给，她就能做到。”于是说。 

　　李莲荣的经历和选择更具普遍性。在中国，作为一位老年女性，她被社会身份包裹，既要照料孙辈，还要照料和自己一样年老的丈夫。 

　　对于老年性少数来说，她们自觉地接受时代的规训，顺从主流意志和价值选择。其中，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跟异性结婚。 

　　这种状况，今天依然普遍。 

　　女性权益的整体境遇相比于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改变，答案并不乐观。身为拉拉，在这一语境之下，更像是双脚上铐。也因为性别差异，拉拉与男同两个群体的境遇和个人生命体验大为不同。 

　　李莲荣在安慰王建华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我们早就分房睡了”。这是无法离婚的拉拉安慰另一方时的常用话语。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苦涩的事实：女性的身体不属于自己，真正能属于她的，只有自己的心。 

　　于是收集的老年拉拉的故事里，只有王建华的前夫发现了她喜欢同性。其他人则浑然不知，没人发现或者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是同性恋。“老年拉拉的情感世界其实是悲伤的。没人关注，也没人在意。” 

　　在小荻看来：“这些女性在家里的角色就是一个——老婆。什么叫老婆？洗衣服、做饭，一日三餐伺候老公。在家里，她是妻子、母亲、奶奶或者外婆，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不会表露自己的情感需要，没有人去考虑，也没有人需要。” 

　　对于男同性恋来说，走入异性恋婚姻被视为最大原罪，因为他们“制造”了“同妻”（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男同性恋结婚的异性恋女性），让后者遭遇情感和身体上的折磨。 

　　但对于拉拉来说，她们走进异性恋婚姻之后，“制造”“同夫”的“罪名”甚至都难以成立。因为作为女性，她们很少掌握在婚姻关系中的主动权，包括性主动权。 

　　于是接触的老年已婚拉拉中，她们在婚姻中能为自己争取的最大自由就是到了晚年之后的分房睡，进入事实上的无性婚姻。 

　　这之前，丈夫提出需求，不管是为了“履行”妻子的“责任”，还是被强迫，很多时候，她们即使不愿意，可能也无法拒绝。 

平等之路仍然漫长 

　　在性少数群体中，两性权利关系的不平等依然投射其中。 

　　很多情况下，男同群体不会天然地将拉拉群体视为完全对等的权利主体。因此，即使同为性少数群体，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张力。 

　　很多男同，事实上主观“利用”了自己的性别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很明确，我需要一个女人、一个家庭给我面子，同时我还要一个后代。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可以离婚或者再也不碰这个女人”。一位已经走入异性恋婚姻的男同朋友在聊天中，曾这样告诉于是自己结婚的原因。 

　　然而，让她明确建立这种自知的经历，是 17年前。 

　　一次社群组织大会上，一位国内早期的男同组织负责人告诉十几名参会的拉拉代表们：“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你们就读几本书就完了。” 

　　于是说：“那时我就开始意识到，男同女同虽说性取向都指向同性，但有相当大的区别。”根源就在于男性和女性各自作为权利主体时，女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支持拉拉的女同组织，也往往更难获得发展资源。相较于男同组织受惠于艾滋病防控大形势，她们很难从国家艾滋病防控资金、慈善基金会等主要筹资渠道申请到专门针对拉拉的资金。 

　　不过，这也指向了一个性少数群体在国内发展的潜藏问题。 

　　在国内的公共语境中，提到性少数群体，一般会先想到男同性恋。而提到男同性恋，很多人又会先想到艾滋病。这一污名化的联结，至今仍未消解。 

　　针对性少数群体，公共观念的改变漫长而艰难。 

　　固有的观念，让很多人只看到性少数群体在性取向上的不同，但却忘记了，除去这一点不同，大家其实一模一样——都有爱的需要，都想在社会中找寻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观念的东西）并不可怕。它就像一座山一样， 我们每个人去挖一铲，山就会消失。”于是说。

（ 注：文中李莲荣、王建华系化名，于是为主人公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