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重塑婚姻 枕边人如同合伙人

结婚前必须恋爱吗?婚后AA制现实吗?儿女不同姓可行吗?在女性和个体意识的推动下，中国社会近年来兴起一些强调协商与平等的新型婚姻形式。从拼婚、AA婚到两头婚，这些婚姻形式更契合部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但在现实挑战前也不乏脆弱的一面。

今年4月，33岁的北京影视制作人方晴(化名)豁了出去，在社交媒体小红书公开发帖为自己征婚。与一般寻找恋爱对象的人不同，她的诉求直截了当：不恋爱，直接结婚。

帖文开门见山地写道：“找个结婚搭子，婚后各自生活独立、经济独立，逢年过节或大事小情有需要时，配合对方完成约定俗成的任务。”

她说：“我们相互认可、欣赏，虽然这些不代表能产生爱情。”

在婚姻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近年来兴起一些更强调协商、自主与平等的新型婚姻形式。寻找“结婚搭子”正是其中一种以务实需求为导向的婚姻形式，也被一些网民称为“拼婚”。

没有感情基础，协商后步入婚姻，但维持相对独立的生活——这样的结婚形式，更像一场高效的合作，类似的征婚帖在中国的社交平台比比皆是。

方晴的拼婚对象是一名同在北京工作的男子，比她年长一岁。过去三个月，两人经常约吃饭、看电影，但她坦言从未感觉到暧昧。“其实每一次见面都是在观察对方，看符不符合结婚的要求。”

许多单身男女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发帖征寻拼婚搭子。(取自网络)

为病重外公走上拼婚路

外人或许难理解，既然没有感情，为何非得结婚?甚至有人质疑，这算不算假结婚?

在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中，男女同志为满足社会期望而与无爱情基础的异性结婚被称为“形式婚姻”，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但更多异性恋者加入合作式婚姻的行列，是近年才较显著的趋势。

对相信结婚并非人生必选项的方晴来说，走上拼婚这条路，只因为90多岁的年迈外公。方晴从小由外公带大，如今老人家重病卧床。今年春节回家探望时，外公告诉她，希望自己离开这世界前，能看到她结婚。

外公的这句话触动了方晴内心的柔软一角。“换作以前，我肯定是敷衍过去。但现在他卧病在床，我觉得再也没办法说服他接受我的观念了。”

方晴认真谈过两段恋爱，一度考虑结婚，但恋情最终告吹。如今，她重拾结婚计划，正与拼婚对象筹备在一年内办婚礼。两人已开始见彼此家长，除了如何结识编了谎之外，其他关于两人的故事，她表示说的都是真话。

方晴并不觉得为长辈结婚是一种委屈，但面对有人质疑拼婚等于假结婚，她倒是有些无奈：“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能力范围内哄老人高兴。我追求自己的人生，这和给家里人交代，并不冲突。”

按照她的计划，她与拼婚对象在婚后的生活安排，将如征婚帖中所写：各自居住，不干涉对方私生活，有需要时才以夫妻身份现身。由于对方希望有孩子，她甚至不排除生育，但强调主要的养育责任须由男方承担。

方晴如此看待婚姻的价值：“婚姻的本质是寻找一个人生伙伴合作，需要双方都有契约精神。我是在用筛选合伙人的标准看待婚姻。”

婚后AA制避免金钱纠纷

协商和平等，正是新型婚姻的一大特征，即便有感情基础也是如此，像是随着女性经济地位崛起而日益普遍的AA制婚姻。

32岁的吕芳(化名)是AA制婚姻的坚定拥护者。她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各自月薪约1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789新元)。他们对家庭开支作出了细致划分，例如，两岁儿子的养育费方面，老公负责奶粉和外出带娃的费用，她则出钱买衣物、尿布等生活消费品。

最特殊的安排，莫过于两人发明的一套罚金制度。吕芳受访时解释，其中一方如果独自出外娱乐消遣，留下另一半在家看小孩，就须支付每小时100元的罚金，“相当于给另一半和孩子的活动费用”。

在吕芳看来，这等于用钱买对方的精力和时间，让在家劳动的另一方心里更平衡。她打趣说：“用钱买个平安不是挺好的吗?这是保护费啊。”

在一些质疑者眼中，AA制婚姻未免太斤斤计较，甚至让夫妻沦为生意伙伴。但吕芳认为，这反而剔除了许多婚姻的矛盾根源——金钱。她说，结婚三年来，自己几乎没和老公吵过架。

她甚至认为，婚后AA让自己找回了恋爱的感觉。“他用自己的钱请我吃大餐或买礼物给我，我就会想，这是他花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的，不是很惊喜吗?”

吕芳说，自己的婚姻观受到了大学法律教育的影响，例如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从小，母亲也叮嘱她要靠自己赚钱，不要企图通过婚姻改变人生。

她清楚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老公“太不大男子主义了”，而且讲诚信，才能维持这种平等的模式。

“我们用这些办法，是为了让两个人在一起更幸福。到头来，他是我爱人，不是合伙人。”

吕芳(左)三年前结婚，和老公实行AA制婚姻，对家庭开支作出了细致的划分。(受访者提供)

独生子女政策衍生两头婚

AA制婚姻中男女较平等的特征，同样存在于另一种新型婚姻形式：两头婚。

两头婚源于江浙地区，主张“不嫁不娶”“两家拼拼”，不属于男娶女嫁或男方入赘。夫妻结婚时无需彩礼或嫁妆，成家后依旧与各自原生家庭保持较紧密的联系。

按惯例，“两头婚”的夫妻一般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第二个随母姓。

两头婚近年来进入大众视野，并在江浙以外的城市也逐渐普及，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效应——80后与90后独生子女步入婚孕年龄，他们的父母舍不得子女出嫁或入赘，又希望保留自家姓氏，因此认为两头婚能兼顾双方家庭利益。

37岁的浙江人沈丹蕾结的就是两头婚，她和丈夫育有一对儿女，大儿子姓周，女儿姓沈。“孩子不觉得兄弟姐妹姓氏不同有什么奇怪，身边的同学都是这样。”

两头婚让小两口感受较深刻的，是与双方父母同住的生活安排。不同于一些夫妻搬出去自己住，或是女方随夫家生活，她和丈夫选择两家并住，三代同堂，八人同住一屋檐下。

沈丹蕾的丈夫周先生受访时说，两头婚的好处是集合双方家庭的力量，合力协助自己的小家庭。

他举例说：“我们生了两个小孩，两边父母可以一起帮忙带。老婆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关系比较简单……岳母也比较宠女婿，回到家基本上所有事她都帮忙做好了。”

沈丹蕾庆幸自己结了两头婚，她认为这是更轻松的结婚方式：一来省却了复杂的彩礼、嫁妆等婚俗，二来自己不必离开原生家庭。“如果嫁到男方家，可能感觉比较像外人，和父母住一起，安全感还是比较足。”

她笑说：“跟妈妈住，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小孩，想躺着就躺着，想翘腿就翘腿。”

沈丹蕾(左一)和老公育有一对儿女，哥哥姓周，妹妹姓沈。(受访者提供)

女性意识重塑婚姻形式 但还难以撼动婚姻地位

更豁达坦然的协议过程、把传统嫁娶婚俗简化、没有理所当然的家庭分工……拼婚、AA婚、两头婚等新型婚姻形式的兴起，离不开女性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崛起。

近年来接触多起拼婚和两头婚案例的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桂芳芳受访时说，新型婚姻赋予了女性更大的话语权。以拼婚为例，这类婚姻若从消极角度看，是对社会的一种妥协;但从积极面看，“女性必须要有话语权，才有资格与对方谈契约，这正是女性权益的一种彰显”。

桂芳芳进一步说，中国女性以往在婚姻中讨价还价的空间较小，但当今社会越来越接受女性这么做，尤其男性和长辈也认同;这么看来，拼婚虽然带有几分无奈，却不失为社会进步的体现。

而无论男女，人们如今都更重视亲密关系中的自主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受访时说，以往的婚姻建立在强调亲缘、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但在如今的陌生社会中，个体的独立选择自然更受重视。

在拼婚者方晴看来，传统的婚姻形式早已和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社交习惯不契合。

她认为，老一辈的夫妻能相伴几十年，是因为早年人们的社交方式单一;反观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90后和00后，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与他人建立联系。

“我认为更理想的方式是，做每一件事都找到对应的搭子，包括结婚搭子，不必把所有期待都寄托在一个伴侣身上。”

新型婚姻对个体自由迂回保护

像方晴这样对传统婚姻制度有所抵触的年轻人不少，但他们终究选择步入婚姻，也反映出婚姻作为一种生活安排，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目前仍难以替代。

30岁的内蒙古教师齐欢(化名)正经历这样的矛盾。她从2021年起在家人安排下相亲了上百次，却始终遇不上相互满意的对象。今年7月，她跨出新的一步，在小红书发帖找结婚搭子。

齐欢在帖文写道，自己“厌倦了传统婚恋的拉扯，渴望有边界感的合作”。她希望与一名驻外军人拼婚，这样就不必太常见面，对方定期给家用即可。

相亲的挫败、亲友的催婚，让她对爱情不再抱有憧憬。谈及结婚的意义，她只是苦涩地说：“最大意义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大环境的政策导向也带来了迫切感。面对结婚与生育率骤降和人口老龄化，中国多地政府纷纷出台措施鼓励结婚，包括发放结婚奖金、红包、消费券等。种种信号让齐欢感觉，再不结婚就“真的像个异类”。

在社会学者陆杰华看来，当下年轻人是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的环境中，作出各自的婚姻选择;但无论如何，在儒家文化根基深厚的社会中，主流的婚姻模式仍会延续，只不过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例如AA制婚姻更多是西方的舶来文化。

律师桂芳芳选择积极看待新型婚姻的兴起。她认为，年轻人希望满足社会需求，又想保留些许独立性，由此而生的新型婚姻其实是他们“对个体自由一种迂回的保护”。

她说：“大家都在适应社会变化，同时希望满足个人需求。这些新型婚姻没有绝对的好坏，只要能把关系处理好，就是好事。”

新型婚姻仍避不开 房子孩子老人问题

新型婚姻更符合一些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但自由和独立的反面可能是孤单和疏离，这类婚姻在现实挑战前，也有脆弱的一面。

曾接触拼婚者离婚案例的律师桂芳芳指出，这类婚姻“有时特别牢固，有时却极为脆弱”。牢固是因为双方对彼此没有情感期待，脆弱则因为这种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

她指出，经济承诺崩塌是婚姻破裂的导火线之一。例如，拼婚夫妻的房产归属和权利如果出现纠纷，“他们就会非常在意，毕竟房子可能是他们婚姻的全部”。

其次是生育问题。桂芳芳指出，结婚搭子一开始可能约定不生孩子，给父母一个交代就好;但据她所知，曾有男方暗中戳破避孕套让女方怀孕的案例，最终孩子的抚养责任成了争议焦点。

即便签署婚前协议，也未必能完全规避纠纷。她解释，婚前协议更多涉及财产安排，对生活中其他行为难以规范。

至于有感情基础的两头婚，则面临另一套风险。一名不愿具名的浙江婚姻中介说，两头婚夫妻按惯例要生两个孩子，第一个随父姓，第二个随母姓，问题是时下一些夫妻不愿生两胎。

结了两头婚的沈丹蕾则分享，自己碰过一些案例，夫妻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男女都坚持要孩子随自己的姓氏，闹得两家不愉快。

社会学者陆杰华关注的则是，在中国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新型婚姻普及是否会削弱家庭的照料功能。

陆杰华举例说，AA制婚姻中夫妻强调平等和独立，双方父母要如何赡养，甚至夫妻未来如何相互照料，是一大问号。

他指出，传统上老年人迈入晚年身体失能时会与子女同住，但新型婚姻可能对这种照料模式带来挑战，甚至衍生出新问题，还需更长时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