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崔琦看到第一套“福娃”邮票笑逐颜开
崔琦与夫人琳达及两个女儿大熙、大可
2005年12月4日的北京，朔风刺骨，滴水成冰。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到我舅舅下榻的酒店，准备接他去品尝北京小吃。
说起我舅舅崔琦，恐怕大多数人都略知一二。他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这次来京，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作学术交流。
我舅舅依旧穿着一条蓝色布裤，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藏青色毛衣；说起话来依旧是轻声细语，温文尔雅——与我两年前在友谊宾馆见到他时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无情的岁月在他和蔼可亲的脸上又增添了两道皱纹。
上车后我才得知，他从纽约来时，因为没料到北京会这么冷，只带了单裤，于是我们决定先带他去买三重保暖内衣。可到了商场我舅说啥都不要，他说别看我已经六十六了，但除了犯过心律不齐的毛病外，各方面身体都挺棒，再说出门就坐汽车，冻不着。没办法，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只给他新添的小外孙女买了件礼物。
在北京朝阳区西坝河附近的一家小吃店，我问舅有什么忌口的，他说酸甜苦辣咸除了甜什么都行。我们点了炸灌肠、爆肚、炒麻豆腐、芥末墩、豆酱等十几道北京小吃。他越吃越高兴，幽默地说：“如果诺贝尔设有美食奖，那非北京小吃莫属。”说话间，服务员端上了最具北京风味的豆汁。我对舅说：“我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但也接受不了这玩艺儿，它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馊味。但老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喝。”听了我的介绍，我舅先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说还可以嘛，便大口喝了起来。我连忙请他就着咸菜和焦圈，他乐呵呵地说：“这下味道更好了！”
我舅的少年时代
“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开始这段时间，我姥姥一直住在北京我家。这期间我听她老人家讲了许多舅舅小时候的事情。
1939年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位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宝丰县更是民不聊生。就在这一年的2月28日，我舅出生在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我舅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即我的母亲)、崔珂、崔璐。我姥爷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我姥姥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深明事理，为人和善，是远近有名的贤妻良母。
我舅出生时我姥姥已41岁，姥爷45岁。那时的人崇奉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我姥爷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我姥姥也从没娇惯过我舅。他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我姥爷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牛、毛驴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火。我姥姥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
我舅7岁那年的夏天，村里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另外几个孩子偷了她地里的甜瓜，便在我姥姥跟前告了他一状。我姥姥听了生气地问：“驴儿(崔琦的小名)，你偷人家的瓜啦？”我舅看了一眼告状的老太太没搭腔。我姥姥说：“去，院里跪着！”我舅便顺从地直直跪在那儿。跪了好一阵，一位邻居来串门，证实崔琦并没有偷瓜，是那家认错人了。我姥姥这才喊儿子站起来，心痛地问，刚才为什么不辩解？我舅喃喃地说：“当时您正在气头上，大娘又在旁边，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俺毕竟跟几个偷瓜的娃儿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省得惹您生气。”我姥姥一把把我舅搂到怀里，眼里淌下了热泪……
1949年，我舅从新玉镇(该镇解放后撤销)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还时不时帮村里写写材料。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他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琦，你记了没有？”我舅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专门找了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一杆旗”地让他算。等各个边的数据刚量出，我舅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我舅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我姥姥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她老人家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我舅的青年时代
我舅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我三姨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我舅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我姥姥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我舅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我舅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舅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该校是当时即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广州培正中学的分校，教学质量堪称一流。著名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萧荫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都毕业于该校。正是在这里我舅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当时我二姨、三姨在香港收入都不高，即使是省吃俭用，支付他的生活费已觉吃力，再支付昂贵的学费实难承受，解决学费成了头等大事。我舅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靠加倍的努力学习，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舅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1957年夏天，我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各科成绩均为A。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挪威裔美国学生琳达。
1961年，我舅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加哥大学我舅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以及物理学本身广博渊深的奥妙，使他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物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不辍。
在大学里，我舅是个体育、文娱活跃分子。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此外，他还拿过泳赛的名次；在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独唱，并担任过乐队的指挥。有同学特意为崔琦填词写照：“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说来是缘分，琳达这时也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两人的再度重逢，我舅横溢的才华，终于使身高近一米七的琳达坠入爱河，并很快与崔琦结为丝萝。
我舅与他的家人
1982年，我舅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到名列美国最佳大学榜首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家就安置在离学校不太远的小镇上。
在家里，我舅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他与琳达结婚40余年，虽说不上每天举案齐眉，但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而且对爱妻言出必听，百依百顺。1984年盛夏，我舅携舅母来中国，到我家中小坐。我爱人用冰镇西瓜招待他们。由于西瓜太大，我们四个人怎么努力吃，也还是剩下两块吃不下了。我舅刚要站起身来去擦手，琳达示意他一定要把剩下的两块瓜吃完。我舅说实在太撑了，不吃了。琳达却执意让他吃，并连连说，don＇t waste(不要浪费)！在我们的一片笑声中，我舅硬是把那两块西瓜都吃了。边吃还边调侃道：“我在家里向来都是服从命令的。”
我舅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熙，小的叫大可。他对她们的教育可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我舅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
我舅年轻时兴趣广泛，随着年纪的增大，加之心脏不太好，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散散步，然后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饶有兴趣地浏览，不论是政治、科技、教育，还是经济、艺术、体育，都不放过。边看还喜欢边听音乐。我舅曾两次风趣地对我说：“我什么新闻都喜欢看，什么音乐都喜欢听，却不见得都看得懂、听得懂。”也许正是因为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才使他思维活跃，迭出的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而这正是一位能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我舅舅虽早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一直关心着祖国的科学事业，因而不辞辛苦，前后4次飞回中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和半导体研究所科学研究的氛围很好，有许多出国留学回来的年轻研究人员很有前途。他真挚地对我说：“我相信中国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很快就能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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