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当警察 真有些紧张

    “闭嘴！他是当班警察”

　　我在美国纽约市政府一个部门分管数据，一年多以前，我协助纽约市警察局更新他们的数据系统，以适应政府不断调整的作业规范。

　　

乍到警察局，真有些紧张。这里出出进进的净是人高马大之辈，个个腰间别着盒子枪。这种枪是特制的，弹夹长装弹多。我刚到，他们就张罗着为我办工作证。我说急啥，可他们说要马上办，好像不办我就无法工作一样。工作证上有我的照片，还有警徽，虽比不上那些警察手中的金属警徽，却也威风八面。

　　那天，我从弗吉尼亚州度假回来，经过瓦利桑诺大桥时正赶上大堵车。儿子吵着要上厕所，他越叫我越烦，脑子一热，索性从旁边的车道绕到前面插队，想尽快下桥。没想到，一辆警车正在我试图插队的地方“守株待兔”。警察严肃地示意我停车。

　　我沮丧到家，恨不得把车倒回去，让一切重来。慌乱中，太太提醒我：“你不在警察局工作吗，给他看看证件。”我于是把工作证递过去，心狂跳，拼命想着该如何回答人家的提问，仿佛这证件是假的。

　　拦住我的那位警察根本没说话。他把工作证还给我，转身跑回拥挤的车道，嘟嘟嘟吹着哨，无比神圣地拦下所有车辆，接着对我大喊“开过来开过来”。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没敢动。那位警察跑过来，用力敲我的车头：“先生，跟着我跟着我。”

　　太太叫起来：“走啊，人家给你开道呢，傻不傻呀你。”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优先让我下桥。我受宠若惊地开过去，后面有人冲着警察怒吼：“凭什么他先走？这不公平！”警察的回答干净利索：“闭嘴！他是当班警察。”

　　我是警察？嘿，我是警察了！一路上，我把这情景重温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想怎么舒坦。打那以后，我总把工作证像护身符似的带在身上。

　　有一次，我在长岛铁路道格拉斯顿站附近发信，发完后想也没想就调头往回开。那条路是双黄线，不准调头。一辆警车刚好路过，被我挡个正着。警车来了个急刹车，接着警笛就响了起来，命我停车。

　　我把车停在路边。一位胖警察面带怒容走向我：“你怎么开车的？把驾照和车辆注册卡拿出来！”我递上3张卡，除了他要的两张，还有我的工作证。他一愣，接着表情就变了。“你小子真够呛，下次注意点儿。”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兄弟，是我的错。”他挥挥手，撤了。

　　“临时工警察”也是警察

　　还有一次，我在新泽西州的机场送朋友，回来时走错了路，找不到高速公路的入口，却闯进了一个安静的社区。我急着摆脱困境，当车接近停车标志时，一踩油门就冲了过去。一辆警车立即魔术般地出现在我身后。我没在意，准备给他亮证。谁知马失前蹄，那天竟忘了把工作证带在身上。我急出了一身汗，拼命解释“我在纽约警局工作，是你的同行”云云。

　　证件呢？给我看。

　　忘带了，真的忘了。

　　对不起，这是罚单。

　　我还能随便胡说吗？

　　没说你胡说，有话对法官讲去。

　　警察面带嘲讽地把一张黄色的罚单交到我手上。交通罚单中，黄色最严厉，我必须出庭接受法官的裁决。

　　这下我傻了，心说：活该，你算个鸟警察，顶多是个临时工，还敢到外州撒野，看你今后还狂不狂！

　　出庭那天，我带上了工作证，外加我在警察局这个项目上得的奖状，诚惶诚恐地走进法庭。

　　在这里排队登记的人们大多是少数族裔，法警对他们十分严厉。有位老兄说西班牙语声音很大，法警警告了他。过一会儿他又大声说话，警察转身就要拷他，他左求右求才算了事。

　　轮到我时，我把罚单连同工作证一块儿递给了负责登记的女秘书。她看着我的工作证，困惑地问：“你是警察？”“我在纽约警局工作。”“你跑到这儿干什么？”“不是你们让来的吗？”“你跟我来一下。”

　　她把我带到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面前，匆匆对他说，搞错了，人家也是警察，这是友军误伤。那位先生接过我的证件看了一眼，马上面带微笑地走上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吓了我一跳。他边道歉边呼唤着：“麦可，开什么玩笑，瞧你办的这事。”

　　另一位警察马上走了过来。我一看，正是他给我开的罚单。当他搞清是怎么回事后，尴尬地说：“这不赖我，谁让你那天不带证件？”我赶紧借坡下驴：“对对，赖我。你做得对。”

　　法庭上，法官正在审案。绅士把我和麦可带到法庭的侧面，不断对法官打手势。法官让下边的人等着，走过来说：“没见我忙着审案吗？”绅士向他解释发生了什么，法官转身对我说：“真对不起，让你跑一趟。你住哪儿？道格拉斯顿。这么远跑过来！那个乔治棒球队的投手，就是你们道格拉斯顿人。还有环球制片厂的创办人，原先也住那儿。”可惜我不懂棒球，没听说过这些名字，只顾装腔作势：“对对，一点儿不错。你对那儿挺熟嘛。”

　　走出法庭时已是满天星光，我在路灯下给家人拨电话，想告诉他们罚单的事已搞定，可电话占线，再拨，还占线。

　　话到嘴边说不出来的滋味很难受，像烟瘾犯了却摸不着烟。我恨不能对着路人大喊一嗓子：我是警察我怕谁呀！不过没喊成，电话这时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