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恐惧迷住了美国人的眼　

　　几天前，我做飞机去纽约，第一次好好看了一眼“自由塔”，也就是在9·11事件原爆点的那座摩天大楼，现在叫作“世贸中心1号楼”(1 World Trade Center)。它的确是一座摩天之楼，高度恰好是洋溢着爱国情怀的1776英尺（约合541.3米）。9·11过去13年后的今天，我欣赏这种民族自豪，恐怖分子可以撞倒我们的建筑，我们可以原地再把它们建起来。傻了吧，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要是故事就这样结束该多好。可惜，本·拉登的确把我们害惨了，至今仍未恢复。我们清理了世贸中心的废墟，但9·11事件催生的恐惧外交政策，在我们心中仍有相当的残留——可以说残留得太多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做的许多事情，潜台词始终还是这种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戴维·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的新书《国家无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National Insecurity: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n Age of Fear)的副标题里。

　　该书用相当篇幅讲述了9·11以来两位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幕。然而，很多方面来讲，这本书的头号明星，凌驾于诸事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是“恐惧时代”，我们的制度和政策都完全围绕它来确定什么是当务之急。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本·拉登会不会成为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在写给《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罗斯科普夫的邮件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后9·11时代不会被人看作美国外交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他答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9·11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感情打击，大到一瞬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创造了一种被放大的脆弱感。”为了做出应对，“我们不仅夸大了威胁，还重新调整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让它成为塑造外交政策的核心组织原则。”

　　罗斯科普夫认为，从很多层面看，这都是一个错误：“它不但造成了布什时期的过激反应和无节制的行动，还造成了奥巴马向相反方向的摆动——他试图去布什化，但同时也不希望在这方面显得孱弱”——因此就有了增兵阿富汗和重新介入伊拉克的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害怕如果不这么做，我们遭到恐怖袭击时，他就是罪人。

　　害怕被心怀恐惧的人埋怨，这在我们的政治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罗斯科普夫还说，我们现在已经用了整整10年“来应对恐惧，应对微不足道的威胁，让恐惧重新定义我们，让我们在更大的挑战出现时没能去面对——不管是国内的重建、世界大国格局的改变，还是改革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创造就业和财富的经济模式，”或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因为旧制度已经过时和失灵。”

　　换句话说，他认为——我也同意——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再结合我们的拆台政治学，已经扼杀了华盛顿的“创造性思维”，更不要奢望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有什么“志向远大”的地方。看看共和党人迫使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用于讨论利比亚班加西领馆遇袭是一个恐怖主义阴谋，还是偶发性事件——对真正迫切的问题却毫不关心：我们推翻利比亚独裁统治的行动，究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两党瘫痪，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教训，也许还可以想想如何解决。

　　我对奥巴马总统抱有同情，因为他不得不应对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威胁都来自那些摇摇欲坠的国家，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帮助它们重建，才能控制这些威胁，但所有的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伙伴们也都并不可靠。美国人又不想把这些事揽到自己头上。然而，那些失序的国家为概率低、影响大的恐怖主义制造了机会，尽管这样的行动真正伤害到我们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是也没有哪位总统想要在这种事情发生时当政。然而，去年因为鹿而出车祸丧生的美国人，都比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多很多。我不认为奥巴马在应对这些矛盾时的表现有那么糟糕。但是他的确没有很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没有让人们看到，他的克制与内政和外交上更宏大的政策目标有什么关系。

　　著有《不可或缺：领导者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一书的哈佛商学院教授高塔姆·穆昆达(Gautam Mukunda)说，9·11之后我们过于强调把自己围起来（姑且如此形容），以至于我们无法像以往那样，通过投资教育、基础设施、移民、政府资助的研究，以及那些鼓励冒险但劝阻草率的规则，让我们更有韧性。

　　“我们过去在上述方面的投资比任何人都多，”穆昆达说，“因为它们带来了概率高、影响大的回报。”现在我们不了，面对冲击的韧性也因此下降——无论筑起多少面墙都不行。我们也没有把足够的投资注入一些低概率、高回报的创新项目——比如互联网或GPS——它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增强了我们的韧性。“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小小的押注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穆昆达说。

　　我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防止概率低、影响大的恐怖袭击——或是防止自己因为没有这么做而受到指责。但是面对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他们对于那些已有明证可以增强实力的途径，却没有做出多少反思，也没有给予多少投资。穆昆达说，“这是严重的失衡。”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4年12月05日。翻译：经雷、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