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确认将于今年9月正式访问美国，有关中美较量的话题随之进一步升温。有媒体载文指出，美国对华外交学界流传着一种论调：现在奥巴马政府的高阶官员中缺少“中国通”，而且对中国事务不那么热衷，这可能给美国跟日益强大自信的中国打交道带来隐忧。不过也有学者不那么悲观，认为奥巴马政府中其实还是有一批了解中国的人才，而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与中国达成的成果是以前美国政府“中国通”云集时所不能企及的。
港媒中评网2月22日发文称，人们经常回忆，奥巴马第一任政府真是“中国通”云集。财长盖特纳在北京大学留学过，会讲中文，与王岐山等中国高官交情不浅；连续两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和骆家辉，不是会讲中文的资深外交官，就是著名的华裔高官；白宫国安会中，总统国安顾问多尼隆对中国很感兴趣，对华事务部分又有老谋深算的贝德和年轻有为的麦艾文辅佐，如虎添翼；在国务院，国务卿希拉里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对亚太地区情有独钟，是推动“转向亚洲”战略的旗手。
反观奥巴马第二任政府，“中国通”几乎人去楼空。卢财长搞国内预算出身，以前几乎没跟中国打过交道；新大使鲍卡斯当参议员时致力推动对华贸易，但开展对华外交并无专长。白宫国安会，现任总统国安顾问赖斯除了在联合国当大使时与中方有过交手，且对中方不愿配合美方的议程大为光火外，对华没有太多经验；老贝德回归智库当学者，43岁的“新星”麦艾文独挑大梁。在国务院，国务卿克里的兴趣和焦点一直在欧洲和中东，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是“日本通”。
美国外交学界有学者担心，没有了“中国通”，美国就无法塑造应对更加自信强大中国的政策走向，只能对中国的行为被动接招。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傅立民对彭博社说：“我们没能有效处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心逐步取代美国地位的后果。”
奥巴马政府官员辩解，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承诺比以往更强劲，奥巴马第二任与中国的互动并没有减弱。奥巴马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花更多时间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克里也将中美关系称为“世界上最具重大后果的关系”，他任国务卿不到两年时间内10次访问亚洲。
尽管如此，美国外交学界还是有学者抱怨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漂移”，并部分归咎于没有得力的对华政策“高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对彭博社说：“（奥巴马政府的）中国团队薄弱。美国现在组织得不好，没能将它所拥有的能力组合到一起与中国打交道。”傅立民更是直言：“谁是那个团队的外交政策强击手？没有。”
赖斯对中国事务的不热心被一些学者视为最大的“软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葛来仪对港媒《南华早报》说：“你需要的是国安顾问愿意花时间与中国和亚洲接触，并且到这个地区旅行。我想汤姆（多尼隆）做得好，他不是中国通，但他振作起来，出访那个地区，那对区域国家是一种抚慰。他们希望美国高层中有能够跟总统直接说上话，而他们又熟悉的人关注亚洲。”葛来仪还担心，美国外交、国防、能源、贸易各个部门都有“中国通”，却难以协调形成合力，而更有权力的习近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比其前任更大，对美国而言亦喜亦忧。
不过美国学界也有人看淡“中国通”对美中关系走势的影响力。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就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日前她特地撰文，对奥巴马第二任团队缺乏“中国通”影响美中关系的说法逐条驳回。
总的来说，自从以基辛格为“高参”的尼克松政府打开美中关系大门以来，“朝中有人”似乎成为推进两国关系的捷径，热衷于发展对华关系并对总统有影响力的高官对美中关系的每次突破或化解危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辛格、奥森伯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佐立克、保尔森都是这样的人选，也成为中方器重的美方政坛“大咖”。芮效俭、贝德、李侃如、傅立民、斯坦伯格、洪博培等也是经常在美中关系中温和发声的重量级人物。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承认，北京通过个人关系对美政策产生影响的“基辛格式”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许多内阁成员一直深入参与的“团队运动”。然而也有专家认为，个人关系对于国家关系永远都是有用的。外交关系并非完全是没有人情味的公事公办，良好的领导人个人关系，高官对于对方文化传统的理解，无疑会成为美中两国关系的润滑剂，这就是双方过去两年安排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和中南海瀛台夜话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美中外交关系中外交人士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公事公办的色彩越来越浓。少了些许个人经历和感性色彩的新时代外交，真会变得更理性吗？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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