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希拉里的策略 使民主党陷入困境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的总统竞选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选民对富人的愤怒之情，比对穷人更加强烈。

　　无党派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PRRI）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指出，“现在有个机会摆在民主党面前，可以对一系列政策表示大力支持，表明政府会充当他们的后盾，而且是一股保证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力量。”

　　但是，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继续表示，对于一个希望能利用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的政党而言，问题是许多选民“希望政府能扮演一个角色，同时他们又怀疑政府是否能成功扮演这一角色”。

　　上个月，盖洛普(Gallup)发布了一些数据，描述了从1940年到2015年，人们在回答“你认为我们的政府应不应该通过提高对富人征税来重新分配财富”这个问题时的趋势。

　　这些年来，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出现稳步左倾。人们刚开始坚决反对向富人征税，反对者与赞成者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4%和35%；1999年差距大幅度缩小后，变成51%和45%。截至2015年，那些支持对富人征收重税的人成了大多数，升至52%（反对者约占45%）。

　　NBC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进行了一项相似的长期研究，对1995年至2014年的公共意见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人们的态度出现左倾。1995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认为，有的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做出足够的努力，这种态度与那些把贫穷归咎于外部原因（比如工厂关门、外包、裁员和外来竞争）的看法截然相反。到2014年6月，认为贫穷出于外部原因的人数比例增至46%，比44%认为穷人错在自身的人数比例高了两个百分点。

　　最近，NBC和《华尔街日报》的民意调查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称自己属于自由派的选民比例大幅增加，表示自己为保守派的人则在不断减少。

　　这六年间，保守派的优势已经从17个百分点降至7个百分点。盖洛普在一月的报告有类似的发现。

　　盖洛普的另一个趋势分析表明，从2001年到2014年，人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不满情绪显著增加。2001年，调查发现，76%的人都满意“美国通过努力工作来赶超别人的机会”，还有22%的人表示不满——差距为54个百分点。到2014年，差距缩小到仅仅9个百分点，人数比例分别为54%和45%。

　　这些调查支持了民主党应关注人们对富人的愤怒之情的想法，但它们也透露了选民长期存在的矛盾心理。虽然美国人接受提高对富人征税的做法，选民仍然乐于将穷人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在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

　　PRRI曾在2012年的一次调查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接受福利津贴的大多数人是真的需要帮助，还是在占制度的便宜？”

　　调查样本较大，共有3003人，结果分成两派：44%的人选择了“需要帮助”，46%的人称他们在“占便宜”。作为民主党关键支持者的西语裔，对福利受益者的批判态度尤为强烈，他们中对受益者“占制度便宜”的说法持支持和反对态度的人分别占52%和39%。在白人工薪阶层中，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分别为53%和35%。这两个群体差异不大。在独立选民中，双方所占比例分别为49%和41%。

　　两年后的2014年，PRRI又提出问题：对白人的歧视是否已经与对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歧视一样严重？所有选民中45%的人都持肯定态度，白人受访者中有52%的人持这种观点。

　　克林顿主要是在利用选民对利益流向富人阶层的愤怒，但她将很难说服很多选民，她并不是这个阶层中如假包换的一员。

　　首先，哪里的选民都知道，她和她的丈夫非常富有。

　　今年早些时候公之于众的声明显示，克林顿夫妇的资产净值在1130万美元（约合7018万元人民币）到5270万美元之间——其中还不包括他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房产的价值（预计价值为930万美元），或者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从2001年起根据1958年《卸任总统法案》(Former Presidents Act)而从联邦政府获得的逾1600万美元的养老金、办公室和安全费用。

　　《国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和《华尔街日报》都估计，克林顿夫妇属于“最富有的1%的人中最富有的1%”。

　　去年，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发表了一段著名言论。她说，2001年，“我们从白宫出来时，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还欠债。”同年，当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加入参议院时，根据克林顿夫妇公开披露的报告，他们称自己的实际总收入为1620万美元。

　　在批判金融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克林顿自己也得到华尔街的大量竞选资金支持。据Opensecrets统计，2000年首次参议院竞选期间，她的第二大竞选资金来源就是金融行业。2008年，她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未获成功，当时同样的利益集团贡献了1149万美元——仅次于律师群体。

　　克林顿夫妇自2014年1月1日至今收到的2500万美元演讲费中，有一大部分来自金融业：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伦敦分行的50万美元；瑞银财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的22.5万美元；德意志银行波士顿分行(Deutsche Bank AG, Boston)的27万美元；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anadian Bank of Imperial Commerce)的15万美元；以及德意志银行纽约分行的28万美元。

　　有这样一些数字作背景，希拉里·克林顿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让她的“我只是个老百姓”姿态显得可信。

　　但她在努力。

　　6月13日在纽约罗斯福岛的一次演讲中，克林顿强化了她在竞选中的平民主义形象。她使用了明显的革新派措辞来调动观众的情绪：

　　“为了一站就是一整天的工厂工人和餐馆服务员。为了上夜班的护士。为了连续开车几小时的卡车司机和为我们生产食物的农民……为了所有那些被击倒但未被击垮的人，”克林顿承诺要恢复“美国的基本约定：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出人头地”。

　　克林顿呼吁开展自动的、全民的选民登记，此举可能创造一个中左的多数阵营（一旦这样的政策得到实施的话，尽管可能性不大）。她还提议对宪法做出修订，推翻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裁决（及其他相关裁决），该裁决打开了取消献金上限的大门，导致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所说的“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一”在政治捐款中占据绝对优势。

　　RealClearPolitics表示，目前，克林顿的呼声比她所有潜在的共和党竞争对手都高，但优势不是十分明显：她比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高4.2个百分点，比杰布·布什(Jeb Bush)高5.2个百分点，比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高6.8个百分点。

　　她是一个拥有国际知名度的人物，她的对手则不那么有名，所以这些数据不算很出色。

　　不过，克林顿仍然是赢得民主党提名的热门人选，而且从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来看，财富并不是赢得总统竞选或追求自由主义议程的障碍。

　　克林顿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她是否有能力调动高层民主党人，以及社会底层愤怒、不满和充满怀疑的选民。

　　从这个方面来看，克林顿在竞选中既存在优势，也存在问题。共和党正在极尽所能地让她的问题对她造成政治上的致命打击。根据Pollster提供的数据，对克林顿持好感和反感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从2012年12月的58.3%和33.1%变成了现在的45.8%和48.9%。

　　5月28日的Quinnipiac调查透露了她的一些优势和弱点。或许最具破坏性的就是，有53%的选民认为克林顿“不诚实、不值得信任”（另有39%的人对此表示反对）。对于她是否“关心像你这样的选民的需求”，持两种不同态度的选民分别占48%和47%。

　　相反，62%的选民都表示克林顿拥有优秀的领导品质，这个比例比所有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都高很多。

　　尽管克林顿存在很多政治问题，但她认为普通选民受到忽视的基本论调可谓正中要害——她下面这个说法也是一样：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利润，首席执行官们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薪，但你的薪资却几乎没有变化”，以及“你看到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挣的钱比美国所有幼儿园老师加起来还多”。

　　克林顿希望能对两位政治学者——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在他们2014年的论文《美国政治的理论检测：精英、利益集团和普通公民》(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中记载的现实加以利用。此文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杂志《政治视角》(Perspectives on Politics)上。

　　吉伦斯和佩奇写道，精英和商业利益团体会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影响，“普通公民和基于大众的利益团体却没有太大的独立影响力。”

　　这两名作者还写道：

　　我们的发现表明，在美国，处于统治地位的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从真正决定政策结果的因果关系来看是这样。当大多数公民与经济方面的精英阶层或有组织的利益团体意见相左时，他们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吉伦斯和佩奇毫不隐晦：“我们的分析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其实对我们政府采纳的政策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他们辩称，“如果政策的制定被有权势的商业组织和少数美国富人控制，那么美国作为民主社会的说法就会面临严重威胁。”

　　如此明确的无力感，是广大选民很难接受的，尤其是在这个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不论怎样，克林顿——她白手起家的家庭背景是美国“原型议题”的体现——还需要检测选民是否相信她有能力（或意愿）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

　　（作者托马斯·B·埃兹尔 2015年06月19日，翻译：陈柳、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