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2016年2月20日，全美三十四个城市的数万华裔人士走上街头，为一名2014年11月被羁押，2016年2月11日被定罪的“新移民”华裔警员展开两年多来的第一场大规模抗议。根据陪审团的裁定，这位名叫梁彼得的警员过失杀人、渎职等5项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5年监禁。这一裁定自然引发了华埠的不满。CNN、《纽约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报》等均以不寻常、悲剧等语加以评价。
十几个月后，伴随着梁警官被定罪，华埠的大举声援也来了
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当2014年的警员射杀黑人的“弗格森事件”让外界不仅见到了黑人群体的能量，也见到了美国在动用军警等机制上的效率。相比之下，发生在同一年的梁彼得一案却风平浪静至今。弗格森事件的相关人员已被免予起诉，还在受访时强调“下一次还会开枪”，当同样有着“警察开枪”这一属性的梁彼得一案转向相反的方向时，沉寂了十几个月的华人群体终于出声了。
不可否认，就此案的结果来说，过失杀人、渎职等罪名带来的监禁的确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弗格森事件后，警察免于起诉；梁彼得事件前纽约警察扼死黑人小贩的“史丹顿锁喉案”也不了了之。唯独一个有证据显示“对墙射击”的华人警员就被一只脚送进了监狱，成为纽约市近 10 年来仅有的被起诉的警员。
也许有分析人士指出，梁彼得在此案中面临证据的不利因素，相比另外多起案件要多一些，从法律上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公正。但是，从政治方面来讲，这就未免有些不公正了，更可以被提升到种族歧视的层面上：为什么白人警察故意打死人可以无罪释放，华裔警察佩枪走火马上就被定罪？为什么白人警察出事有政府各界人士的支持，华裔警察出事却得不到哪怕警界的支援？
说到底，美国是一个基于判例的衡平法国家，就梁彼得一案来说，警察只要不是故意杀人，只是执勤误杀了无论任何种族的无辜者，那么都应该援引其他警察的案例判无罪或轻罪，这样做自然就不是基于种族主义定立场，这样援引在司法上没问题，与种族立场无关。当2014年内的多起警察杀人事件以当事人安然过关，唯独梁彼得的这起误伤被判了罪，这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种族歧视”这四个字来。
毕竟，无论梁彼得应对有何职务错失，该案案情是事故而不是滥权杀人。他既然并非能预见到伤人危险而故意犯错，不满足过失杀人的要件，其情节比其他判无罪的白人警察杀人案件要轻微得多，这难道就不是种族歧视在继续作怪？
事实上，就梁彼得一案自2014年11月至今的走向来说，这一局面是令观察家颇感心寒胆裂的。纽约警察工会、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为自身前途考虑，不肯支持梁彼得。甚至还有小道消息称，警察工会建议梁彼得认罪，以缓和2014年以来不断恶化的警民关系。即便是立足于华埠的美国华裔政要，对此也不肯施加援手，反而要为此显出自己的铁面无私和一视同仁起来。
早在2014年时，有不少开明的白人和少数族裔在网络上的评论中都指出，若梁警官是白人，可能就会平安无事；若是其他族裔，或许自己族裔的政治代表也会站出来说话的。但恰恰相反的是，在梁彼得被起诉的时候，纽约市的华裔市议员陈倩雯（Margaret Chin）就第一个站出来声讨梁彼得，称“要把他绳之以法”。国会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虽然也发表声明，但也只表示这起事件没有赢家，对两家都表示悲痛。截至2月11日梁彼得被定罪前，竟没有一个美国华裔政要站出来为他呐喊。
更糟的是，美国华裔人士似乎在此案中有意选择了一种“大义灭亲”的态度。在此案的大陪审团中，有三名华裔人士被指派参与议事，然而这三人却最终选择回避。陪审团在美国司法系统内反应了民意的参与，也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可以想象，如果这三个人没有退出，而是坚持投下反对票，很可能会导致无罪认定或者是审批无效。
很显然，梁彼得的命运已经显示出华裔在美国虽身为“听话”的群体，也具备一定政治资源和资本，但他们的能力和活动范围仍很有限，甚至无法打破继续遭遇“种族歧视”的现状。
当然，比起1982年被殴打致死而凶手至今被判无罪且逍遥法外的陈果仁（Vicent Chin）先生来说，梁彼得还留得一命，不至于像2014年事发后部分黑人政客所喊的那样被枪杀或被绞死。这或许也算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了。反正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连美国小孩都想在电视节目中将其杀之而后快却只为避债，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下也不要指望太多了。 (茅岳霖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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