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案件还处于调查初期，但已曝光的凶手身份、宗教背景、与ISIS尚未证实的关联直至性立场等，迅速将这起案件导入了不同的解释维度，并在维护国土安全、识别恐袭、加大枪支管制、族群融合等层面引发了不同反应。遗憾的是，从美国政界到网络舆论场，不少反应令人不安。
共和党预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抨击奥巴马的第一反应软弱，回避了“极端伊斯兰”这一与凶手身份有关的敏感词汇，重申其严控穆斯林入境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在特朗普获得足够的党内提名权后本已软化。特朗普的出发点，显然是为过去备受批评的移民立场洗白，以显示其政治的一贯正确。
而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的反应也耐人寻味。奥巴马没有在第一时间赶赴凶杀现场而选择在白宫和电视上宣读立场，与2012年亲赴康涅狄格州枪击案现场为遇害者守夜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其中，似乎有担心对占美国人口6.5%左右的LBGT（Lesbians女同性恋者、Gays男同性恋者、Bisexuals双性恋者与Transgender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群体有过多的感性表达，会引发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反弹。 因此，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都将立场宣示的重点，放到了坚持美国社会的包容和开放、反恐以及控枪上。与特朗普相比，奥巴马、希拉里的这种反应当然政治上更正确，但却显得过于理性。奥兰多枪击案，反而成了政治对手互相指责的机会，这届大选政治生态的退化可见一斑。
从奥兰多枪击案来看，尽管与控枪有关，但控枪绝非当下的最关键要点。要点在于，通过调查弄清这场屠杀是偶发性的还是组织性的，是ISIS等极端组织对美恐怖袭击的组成部分，还是凶手个人针对LBGT群体的自发攻击。目前已知奥马尔·马丁行凶前曾向ISIS效忠，ISIS也在案发后声明对案件负责，几个月前奥马尔·马丁曾接受当地宗教人物除掉同性恋的暗示，以及奥马尔·马丁父亲热衷政治等，但没有证据表明奥马尔·马丁属于ISIS成员。效忠行为是为凶杀寻找心理支撑的依据，还是受个别宗教人士诱导，是否与其情感经历有关等等，都尚不得而知。
实际上，已有美国专家指出，不排除奥马尔·马丁行凶是在社区、家庭、个人性格等种种环境下“自我激进化”的结果。但是，不少网络舆论宁愿相信是奥马尔·马丁所处的宗教、身份等背景导致的“必然激进化”的结果。由此甚至引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式的异端说争论，争论在美国域外同样激烈。
必须指出，尽管个体性的心理变化难以脱离其宗教、身份、境遇等的制约，但将个体化或极端性的组织行为与群体性的宗教、身份背景直接挂钩，通过宗教、身份背景决定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异端”，只会激励出更多的群体心理对立和更多的冲突。
“异端说”导致的历史教训不是没有。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年，导致美国社会排外情绪、族群对立加剧，类似的教训在欧洲、在非洲都曾发生。这些教训不能不汲取。从这个角度看奥兰多枪击案，用“异端说”为之盖棺论定极其危险。事实上，它就是一起典型的恐怖暴力事件，当这样的悲剧发生时，无论政治倾向、宗教背景、身份差异有多大，同仇敌忾才是我们唯一应该做出的共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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