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阴霾从未散尽，美国的胜利只是幻象

　　1991年12月，在莫斯科寒冷阴沉的一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签署条约宣告苏联不复存在，作为一种国家体系的冷战结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身，也不再是一种切实的社会组织理想。

　　“如果非要我再来一次，我甚至不会当共产党员，”在之前的一年，被罢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表示。“如果列宁今天还活着，他也会说同样的话。现在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基础和前提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根基是错误的。我认为，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孕育过程中就已经死了。”

　　共产主义崩溃了，但冷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只消失了一部分。在美国方面，那一天并没有很大变化。冷战结束了，美国赢了。但大部分美国人依然认为，只有当全世界看起来更像自己的国家，只有当世界各国的政府服从美国的意愿，他们才会安全。

　　尽管苏联的威胁消失了，但几代人建立起来的那些观念依然存在。两党的大部分政策制定者没有采取更有限、更可行的外交政策，而是认为，美国终于能以最小的代价或风险肆意妄为了。

　　冷战后美国的洋洋得意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克林顿版，在全球范围内宣扬市场价值的繁荣愿景。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意志欠缺是十分明显的，但它的国内政治直觉很可能是对的：美国人厌倦了外交纠葛，想享受“和平红利”。

　　结果，美国丧失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国际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对抗疾病、贫穷和不公正方面。这些疏漏最明显的例子是在阿富汗、刚果和尼加拉瓜等前冷战战场——冷战一结束，美国完全不再关心它们的情况。

　　第二个是布什版。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强调繁荣的同时，乔治·W·布什总统强调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之间发生了9·11事件。如果不是因为伊斯兰狂热分子（他们是一个叛变派别，事实上，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联盟）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可能也就没有布什版了。

　　冷战的经验清晰地影响了美国对这些暴行的反应。布什政府没有做出本可能是最明智的反应：进行针对性军事打击和全球警察合作；而是选择了在当时，在那个没有任何国家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时刻，打击并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行动毫无战略意义，只是创造了一些二十一世纪殖民地，由一个没有殖民统治胃口的超级大国统治。

　　但美国并不是依据战略目的行事。它的行动是基于其人民所怀有的那些可以理解的愤怒与恐惧。它这样行动是因为它可以这样行动。指导布什版的外交政策顾问主要是以冷战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他们强调权力投射、领土控制和政权更替。

　　因此，后冷战时代并没有偏离美国的专制历史意志，而是它的延续和巩固。然而，渐渐地，随着冷战结束后一代人离去，美国越来越无法负担全球主导地位。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本应该是将其他国家纳入国际规范和法治，特别是由于美国自身的力量正在减弱。相反，美国做了衰退中的超级大国经常做的事情：将短期的安全误认为长期的战略目标，因此介入远离自身边界、徒劳无用的战争之中。其结果是，面对未来的巨大挑战，诸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经济强国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及气候变化和疾病流行等系统性挑战，美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如果说美国赢得了冷战，但没有善加利用，那么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则是输了，输得很惨。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人感到失去了原有社会地位，感到自己的权力被篡夺了。他们曾经是一个精英国家，属于一个共和国联盟构成的超级大国。可一转眼，他们没了目标也没了地位。物质方面也很糟糕。老人得不到养老金。有些人饿死了。营养不良和酒精中毒使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从1987年的近65岁缩短至1994年的不到58岁。

　　如果许多俄罗斯人觉得自己的未来被抢走了，他们并没有错。俄罗斯的未来的确是被偷走了——被俄罗斯工业与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偷走。随着经济缺乏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从党的机构、规划局和科技中心涌现出了新的寡头，并且得到了俄罗斯财富的所有权。这些新的所有者通常会将其资产剥离并停产。在一个一度不存在失业率（至少是在官方数据中）的国家里，1990年代，失业率最高达到了13％。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备受西方赞扬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经济改革时期。

　　回想起来，向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型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灾难。同样明显的是，西方本应更好地处理冷战后俄罗斯的问题。在1990年代，如果俄罗斯加入欧盟甚至北约的机会至少能有讨论的余地，西方和俄罗斯今天都会安全得多。

　　相反，西方的排斥使得俄罗斯人感到成了弃儿和受害者——这种情绪反过来令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这种心怀怨恨的强硬主义者获得信任，在过去一代人的心中，降临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灾难都被视为美国削弱与隔离俄罗斯的阴谋。普京的威权和好斗是靠着民众的真心拥护维持下去的。

　　1990年代所受的冲击令俄罗斯人变得怀疑一切，不仅包括对同胞深切的不信任，而且感到到处都是针对他们的阴谋，这些想法往往违背事实和理性。现在，有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是他们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其次是列宁和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位于名单最末。

　　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冷战的结束无疑令人松了一口气。中国经常被视为冷战的主要受益者。这当然不完全正确。几十年来，中国处在不符合其需要的马列主义独裁统治之下。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出现了冷战期间一些最可怕的罪行，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与美国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从而在安全与发展这两方面都获益匪浅。

　　在当今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美国和中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对亚洲影响力的竞争将会决定世界的前景。中国像俄罗斯一样，很好地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国领导人的许多利益都与进一步融合有关。

　　俄罗斯与中国不同于苏联，不可能寻求孤立或全球对抗。它们将会试图蚕食美国的利益，主宰自己所在的区域。然而，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发起一场由军事力量支撑的全球意识形态挑战。竞争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但不会是全面冷战那样的情况。

　　许多前马克思主义国家都轻松适应了冷战后的市场经济，这不禁令人思考：这样的冲突是不是本可以避免。事后看来，冲突的结果是极为得不偿失的——不论是在安哥拉、越南、尼加拉瓜或俄罗斯都是如此。但是，回到1940年代，当冷战从意识形态冲突变成长期军事对抗的时候，它真的可以避免吗？

　　虽然二战后的碰撞和竞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的政策本身就足以产生这些冲突——但是，很难说一场持续近五十年，有可能造成世界毁灭的全球性冷战是不可避免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存在各方领袖本可以退让的时刻，尤其是在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方面。但是，存在于紧张局势根源之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令这种明智的想法很难实现。

　　双方都有心怀善意的人认为，自己所代表的理念面临着灭亡威胁。这导致他们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置于本可避免的风险之中。

　　冷战暗示着核毁灭的威胁，因此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冷战中没有人是安全的。戈尔巴乔夫那一代人最大的胜利就是避免了核战争。从历史上看，大多数超级大国的竞争都以极大的灾难而告终。冷战虽然并非如此，但多数人不知道，我们曾经有几次十分接近核灾难。

　　为什么领导人愿意拿地球的命运冒这种不合情理的风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意识形态，换了其他时候，他们其实本可以意识到，意识形态不可能拥有他们寻找的所有解决方案？我的答案是：正如今天的世界一样，冷战的世界中也有很多明显的弊端。随着不平等和压迫现象在二十世纪通过大众传播变得更加明显，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觉得需要医治这些弊病。冷战意识形态提供了解决方案，承诺立即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

　　冷战结束之后，不变的是国际事务中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冲突。如今，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由于宗教和种族运动的激增，这样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有摧毁整个社区的危险。冷战中的各种普世主义至少假装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应许的天堂，如今的这些团体不再受这些束缚，他们显然是排他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支持者相信，他们过去曾经遭遇极大的不公正，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现在的愤慨有了合理性。

　　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通常需要参与到某种比自己甚至家庭更大的事业中去，投身某种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冷战表明，如果为了权力、影响和控制的目的去腐蚀这种观念，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冲动本身毫无价值。但这是一种警告，我们应该仔细考虑我们愿意为实现理想甘冒什么样的风险，以免复制二十世纪为追求完美而付出的可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