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干预”美国内政的？

　　自特朗普上任来以来，美国的大戏就一出接着一出，精彩纷呈：从备受争议的反移民政策、废除“追梦人”，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替换近半的幕僚大臣，到特朗普直面夏洛特维尔种族主义冲突，飓风登陆肆虐，拉斯维加斯最严重的枪击案，种种表现都显得十分“任性又狂妄”……但其中最值得一体的，还属一直闹得沸沸扬扬的“通俄门”事件，完美演绎了“现实往往比影视更狗血”。

      通常来说，“外人”插手本国内政这种事情，在感情上很难被人民群众接受。但事实上，美国有一种让 “外人” 合法插手的途径，就是游说。

　　“游说”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贯穿古今的政治生活。我国古代盛行的谏议之风，甚至发展为一种“说客”职业，孔子周游列国，苏张合纵连横都是“游说”的一种形式。

苏秦、张仪，战国时期“中国合伙人”

　　在美国，政治游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初的1792年。当时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弗吉尼亚老兵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补偿金，就雇用了威廉姆·胡尔对大陆议会进行游说；19世纪中期，游说中的行贿受贿已是公开的“秘密”，有“游说之王”之称的萨姆·瓦尔德曾在国会作证时承认行贿，公开宣称：“我并不是说我为我的职业感到自豪，但我也并不感到羞耻。”到如今，随着美国政府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步扩大，“游说”早已与美国政治机体水乳交融，成了美国政治的一大景观。曾有美国政治学家表示：美国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互动。为了各自的不同利益，行业、企业、团体等争相组织、寻找自己的游说队伍或代言人。这点咱们可以从特朗普在大选后的首次媒体采访中无奈承认，虽然他不喜欢这些政治因素，但他的过渡团队里“所有人都是说客”中体现出来。

　　自美国建国以来，一些外国势力一直试图干预美国政治。1938 年，为阻止德国纳粹在美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美国立法通过了《外方代理人注册法案》，为外国政府和企业游说美国提供了合法渠道的同时也列举了大量限制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势力必须雇佣美国本土的代理人。

　　据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的学者分析显示， 2007 年到 2010 年间的两万多条游说档案中有 144 家外国政府在美国开展游说活动，其中 87 家外国政府直接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同他们 “走关系”，这就是“美式拉关系”、“美式走后门”。

　　全美的精英游说大军大多集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专业注册者超过1.2万，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身后被20多名各类游说者包围着。华盛顿市中心有一条横贯东西的K街，全美游说的顶尖人物就聚集在这个“游说一条街”中。

　　美剧《纸牌屋》中对非洲裔帅哥雷米·丹顿的描写，就是K街职业说客的写照。美国华盛顿智库响应政治中心2016年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个季度，美国企业总共花费了23亿美元用于游说工作。

　　有趣的是，游说公司对民主国家的收费标准要低于对威权国家的收费标准，因为国会议员往往更愿和民主国家打交道，从而降低了游说成本。因此在 2007 年到 2010 年这一期间里，利比里亚的游说花费最多，高达 9000 万美元，其次是7900 万美元的韩国。中国大陆在这几年中的游说花费仅为 380 多万美元，反观台湾地区的总花费接近 1000 万美元。其中最常见的游说包括美国的军事部署、武器买卖、核安全、关税政策和对外援助。

　　当然，在找代理人游说美国政府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决定着政治接触的数量和质量，是奠定推介的政策方案是否能立法的基石。当一位政客在国会领导层和关键委员会任职时，游说者与其政治关联无疑是最值钱的。

　　归根到底，不是只有美国政府能干预他国内政，其他国家也能借助合法的渠道干预美国内政。多多了解和参与美国政治运作过程，会更有利于增强咱们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地位，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咱们已经找到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