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出尔反尔，临时取消了早已安排好的郭文贵第一次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公开对话，在华语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不少海外华人做出评论，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哈德逊研究所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巨大压力，被迫取消了这次重要活动。不过，对于哈德逊研究所为什么会做出这一相当有失颜面的决定，我的感觉是，海外华人的道德批评较多，而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
对中国政治有一定了解的人早已认识到，郭文贵事件意义重大。但是，不难观察到的是，自郭文贵开始爆料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一直保持比较低调的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他们不认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和严重性，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就是，西方精英很多都被“蓝、金、黄”了，也就是被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力量所影响，出于各自的利益，不敢得罪实力强大的中共当局。
西方的商界、政界乃至文化精英被中国的“钱弹”击倒，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不得罪中国当局，乃至姑息中国当局的态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精英中也有不少人早已认识到中国挑战的严重性，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方针，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派势力不能占上风，以至于会发生哈德逊研究所临阵退却这样的事件。我的看法是，仅仅从利益和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有重要价值的分析视角之一，就是理解中国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特殊性。何频提出“中国病毒”论，就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产生的感悟。病毒与细菌的致病机理不同，就在于它不仅能侵入人体器官的内部，而且能侵入到细胞内，从而可能带来更难以对付的健康威胁。与这种观察相一致的，就是有人看到了中国崛起导致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相互依存形态，这种依存形态源头之一，就在于中国深度加入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体系，以至于西方的最新技术创新要转化成有盈利能力的商品，离不开中国的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西方的资本炒家形成了一种相互输送利益的默契，这不仅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让中国与西方的资本大鳄借这一危机大发横财，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的危机。
面对这种全新的挑战，美国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深感忧虑，同时又一筹莫展。因为他们看到美国不可能用传统的军事办法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更何况美国还要应对内部的危机以及包括朝核危机、中东危机等一系列危及全球秩序的国际危机。
美国今日的困境导致了美国精英对中国挑战的一种心态，那就是希望中国的内部危机不要给他们带来新的、非要面对不可的麻烦。我以为正是这种心态，令美国主流精英对郭文贵的爆料一直采取了低调的，甚至是宁信其为假，而不愿信其为真的态度。他们明白，如果郭文贵说的基本是真的，美国将不得不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当然，美国主流精英对郭文贵爆料的低调，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识到郭文贵事件与中共高层围绕19大的权力斗争直接相关，而在这场生死之斗的结果揭晓之前，美国是不便卷入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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