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应该想想，如果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脱钩，然后相互隔绝，最终变得互有敌意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9月政策简报刊登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弗里·巴德的文章称，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与中国密切接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如今，这一做法受到一些美国政策批评人士的攻击，他们寻求让两国“脱钩”（disengagement）。但主张中美“脱钩”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错误的。
曾出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亚洲政策首席顾问的杰弗里·巴德认为，“脱钩”是从根本上放弃了大范围的互动与接触，改变的将是中美关系的长期基础。而美国国内并未就做出这种改变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和机遇进行过严肃的公共讨论。
作者指出，美国人需要明白，如果我们沿着与中国脱钩的路，朝着无节制竞争的方向走下去，我们不会看到冷战时期的局面再现，那时，美国率领一众决定加入我们的西方和民主国家孤立苏联。
巴德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和我们一样，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经济上与中国深度纠缠。就算是那些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的国家，也不会拿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来冒险，亦不会加入一个重筑“竹幕”的任性举动。如果我们非要这么做，我们只能靠一己之力。
美国人应该想想，如果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脱钩，然后相互隔绝，最终变得互有敌意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脱钩的终点是敌意。如果我们试图对中国游客和学生、贸易和投资关上大门，我们会催生一代更敌视美国的中国人，一代更倾向采取对抗性做法的中国领导层。我们的竞争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将比美国公司更有优势；我们影响中国行为的能力——不管是在防扩散、反恐、网络行为和网络安全、在第三国的援助和投资标准等领域，还是在解决影响国际社会安全的国家间冲突和国内冲突时——都会遭到削弱，因为中国顾及美国意见的意愿将会减弱。
为什么在华盛顿支持脱钩的意见看起来已然占据上风呢？部分原因是许多在中美关系中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置身华盛顿决策之外，他们迄今认为，他们可以护住自身“一亩三分地”，而无需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大多数公司领导层仍然认为他们需要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但基本上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仅在特朗普关税行动直接影响其企业利益的时候，才出来发声。高校领导层希望中国学生源源不断，既因为其承诺保持开放和高品质，也因为他们乐见中国学生带来的收入以及在中国发展的伙伴关系。他们会抵制政府对其决策制定的“入侵”，但跟商界一样，他们也不愿意冒头参与一场与中国有关的讨论。各州州长在招揽中国投资时百般热情，但各州在国会的议员却在指责北京。
当执意走上与中国脱钩之路时，华盛顿政策制定圈是否维护了上述这些重要选民的利益？这些选民是否有理由认为：不主动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依然能有效保护对其而言至关重要的特定利益？
对于这两个问题，答案无疑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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