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舞弊——一场巨富和中产的战争

常青藤本来就跟穷人无关

“过不了多久，就不会有什么犹太人、雅利安、印度教徒、穆斯林或墨西哥人或者黑人。以后只会有富人和倒霉蛋，而我们的后代已经是倒霉蛋里的一员了”，电视剧无耻之徒的第六季里，主角曾经满口酒气地吐槽。

这话听听就好。

屏幕上的这个醉汉在现实里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其扮演者 William H. Macy 的预计身价是 2500 万美元加每集 12.5 万美元的薪酬；而他的妻子，Felicity Huffman 身价：2000 万美元，在拍摄绝望的主妇时，她的工资是 27.5 万美元一集。

有这 4500 多万美元的财富作为基础，他们的子女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个倒霉的 loser。一年多之前，这对夫妇向一个名叫“钥匙全球” 的基金会捐了一笔 1.5 万美元的赠款，纽约时报引言了基金会会计的书面回应说，这笔钱是“为了给弱势学生提供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服务项目”。

然而就像屏幕前后的反差一样，这所谓“背景提升” 其实是收买其女儿 SAT 考试监考人的费用，一万五美元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女儿的考试成绩提升了 400 多分。他们后来又尝试过在另外一个女儿身上故技重施，但是由于初始成绩实在太差，短时间过于明显的提升只会引起质疑，只能作罢。

在刚刚刷屏国内外媒体的“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最大一起高校招生舞弊案”中，Macy 夫妇只是 50 个被起诉方的一份子而已。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开设入学顾问公司的主犯在 2011～2019 年之间收取了家长们 2500 万美元的费用，平均收费 20 万美元左右，最高高达 600 多万，涉及了全美 200 多家中介和针对六个州约 50 人的起诉。

与高收费对应的是全面定制化的服务，在学术上，除了上面提到的买通监考老师之外，还有直接购买答案、以学习障碍为理由延长考试时间等等，甚至还包括了交卷后由专人修改至指定分数。此外，对于那些有运动员特招的强校来说，家长可以付钱伪造子女的“运动生涯”，比如伪造照片、购买校队位置等。

有一名家长在上述顾问公司的帮助下将其女儿包装成南加州一个著名足球队的队员，再通过收买耶鲁足球校队主教练的方式将子女送入这所著名藤校，前前后后花费了 120 万美元。

根据起诉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运动队的操作都会集中在水球、排球、划艇队等小众体育项目，从而避开像橄榄球和篮球这种拥有广泛关注和健全选拔机制和评估标准的传统项目。

这些运动尽管受众不多，但是负责人手上仍然握有名额。而由于不像篮球橄榄球那样受欢迎，小众体育队在门票和转播合同等创收能力严重发育不足，因此给了教练寻求灰色收入的动力。

针对各项考试的费用也在 1.5 万～ 7.5 万美元之间，无论从实施贿赂所需的社会关系，还是为子女的修改成绩送出的红包，都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调动的资源。所以，这次牵扯出来的 30 多名家长都是非富即贵的中上层人士，例如好莱坞明星，投资基金创始人和企业 CEO 等等。

与之相匹配的是，涉事学校自然是常春藤之类的顶尖学府。

常春藤、白人、金钱、贿赂与子女后代，这几个词语的组合就像是火药一样迅速点燃了国内外网络的讨论。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下面，有个热评就说，过去白人指着少数族裔通过 AA 条例取得了特殊照顾，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却可以凭借父母的财富获得入场券。

另外一些评论则提到了富人通过捐钱进入名校的途径，事实上也是一种作弊手段。这些论调，与过去一段时间里，哈佛招生歧视案长达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以及前几天的关于哈佛学生背景的调查可以说是接连刺激着“普通家庭” 的神经。

前几天，哈佛公布了一份 2021 届新生背景的调查报告。这份约采集了半数新生的统计中，29.3% 的学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曾是哈佛学生，而 46% 的新生家庭年收入超过 50%。这就直接导致了“名校越来越势利” 的言论。

但这并不算是新闻，就连这次案件的主角 William Singer 都说“……前门是考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录取，然后有人利用制度优势通过捐赠走门后……我则是打开一道侧门”。

上面说的优势人群走的都是 Singer 口中的后门，不过这个后门可比侧门难走多了。凭借捐赠进入名牌大学，这类学生会被学校称作是“development case”，相对于父母中至少一名是校友的“legacy”申请生，捐赠入学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首先，在校友家庭的学生中，符合最低成绩要求的是最基本的要求，父母的校友身份只是提供了“众多优势” 中的一个，并不是直入大学的门票。

然后说到与贿赂界限较为模糊的捐赠上。一笔捐赠到底能给 development case 带来多少优势呢？研究美国大学申请的 Dora Seigel 在她的博客做了解释，斯坦福的最底门槛是 50 万美元起，这笔捐款的作用则相当于 SAT 测试中 400～500 分的减分幅度。根据她的统计，这部分学生大概每年构成了不超过 5% 的生源，不过绝大多情况下，都是学校拟定名单之后主动接触捐赠人，也就是说一般人即使有钱也找不到这道后门。

最后，无论是捐赠还是校友子女，都很难说是百分百成功的，校友子女不必说，满足硬性条件是基本要求。而捐赠巨款的申请人，也只是“被更认真地考虑“或 者”再得到一次机会”，如果他/她不符合要求，学校会看看“如何才能让他达标”，言外之意，也有可能用尽办法之后还是不达标，捐款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

这也就是为什么 Singer 的生意这么好做，因为通过篡改成绩，伪造特长等等，他那些走侧门的客户几乎是百分之百成功，用他的话说，

就是“后门没有保障，而我有”。

其实，如果 Singer 的策划中不包括贿赂和篡改成绩的话，与目前流行的各种“背景提升” 是差别不大的，后者本身就是一件暴利的商品。

在过去，我们曾经说过北美华人圈子里会有用家里藤校子女的父母以顾问的形式提供类似服务，包括成绩辅导、简历包装等等，做得极端一点的，就会有“三个哈佛妈” 那种自己注册公司提供包含水分的实习经历和 NGO 证书等等。这些服务的收费也并不低，五万十万美金并不算少见，即使是在国内，申请美高美本的小工作室，收的服务费也至少在 10 万～30 万元之间。

不少人尖叫着说，这种方式极大损害了普通学生的利益，是富人与名校互相勾结的结果。但是藤校的基本门槛— 20 多万美元的学费本身就是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成本，再算上“暗箱操作”，顶级私校即使是中产家庭也难说轻松承担。

所以说，常春藤、斯坦福本来就与穷人无关，这一次是巨富压榨中产的故事，与普通人并无关系。

但这仍然再次展示了教育公平这种说法在家庭资源不平均情况下天真之处，并且令人细思恐极的是，Singer 的前门后门侧门比喻，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高校自主招生的现状。

原本意在为专才提供更多进入高级学府深造机会，以及让高校根据需求进行多元化招生的政策，在意外情况下也会催生令人不安的副作用。

在公众号博雅浮生会今天关于自主招生变迁史一文中，作者犀利地总结道：

任何创新的、非标准化的选拔机制，都会被市场主体“消化”，而后编程一桩暴利的、彻底的金钱游戏。然后正常被逐利者推搡着，逐渐背离它的初衷。

XX 竞赛、XX 证书、发明专利，期刊论文，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而教培机构也会发挥资本的力量，用人力和时间外加“纯熟的教研方法论”来把创新的水分挤干，只剩下固定模式的重复。一些越界的机构，则把上面的这些筹码直接转换成可以用人民币购买的商品，与这次出事的美国同僚无异了。

根据统计，北京学生通过“前门” 进入清华北大的占比只在40% 左右，在竞争压力最大的浙江，只靠高考分数进入清北分别只有 8% 和5%。

“由于自招加分的稀缺性，这类课程的溢价极高，从大几千、上万道几万元都有。”就像原文所说，这部分考生不占正常本地考生的录取名额，但是在其自己的竞争范围内，也是伤害了按照规则公平竞争的学生，无论这个数量有多小。

昂贵的课外补习班和花样繁多的课余生活，是中产阶级后代利用家庭资源相对低收入人群后代的竞争优势；高额捐赠、家族关系，甚至厚颜无耻的金钱贿赂则是富豪碾压中产阶级的方式。招生丑闻的背后，不仅是名校竞争的白热化和精英教育全方位高成本的体现，也揭露了在资源不平均面前，教育公平是一个多么天真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