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中美“战争”究竟要走向何方

　　新加坡——川普总统任期最负面的副产品之一，是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唐纳德·川普。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一个每天都在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两大支柱——事实与信任——的总统，我们怎能不去关注他？

　　想想看：11月9日，欧盟领导人齐聚柏林，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那是个值得庆祝的周年纪念日。但似乎没人注意到，几乎恰好在柏林墙倒塌30年后，一堵新的墙——数字柏林墙——开始在中美之间竖立起来。一名中国企业高管曾对我说，唯一有待确定的，“是这堵墙会有多高，以及哪些国家将选择站在哪一边。”

　　这堵新墙将美国主导的技术和贸易区域与中国主导的区域分隔开来，其影响之大，将不亚于将柏林一分为二的那堵墙。因为过去40年来，令全世界受益匪浅的和平、繁荣以及技术和全球化的加速，部分是由于美中两个经济体的相互交织。

　　受双方领导人误判的影响，两个经济体出现了混乱、没有准备的脱钩，这无疑将破坏上述趋势，并可能带来巨大的代价。我们也许应该谈谈这个。

　　一年前，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曾在这里发表演讲，试图开启这番讨论。“40年来，”保尔森指出，“美中关系的特点一直是四项事务的融合：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这40年间，两国之间的经济融合本应减轻安全方面的竞争。但如果在智识层面上做出如实的判断，现在必须承认，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

　　相反情况的发生有两点原因。其一，因为美国——理所当然地——不愿再接受中国对美国商品的不公平贸易限制及其从美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这是我们在中国成为科技大国之前的许多年间所一直容忍的。

　　其二，因为既然中国已是科技大国——并且科技产品都有经济和军事上的应用，不比从前主导我们贸易的玩具、T恤和网球鞋——双方正努力弄明白要从对方那里购买和出售什么，才不至于损害自身的国家安全。

　　保尔森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在经过了40年的融合后，双方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倡导将迫使两国在所有四项事务上进行脱离的政策”。而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融合将因美国和中国互相排斥的做法而崩溃。”

　　保尔森总结称，这便是“为何我现在看到经济数字铁幕的可能性——在每一边都竖起新的墙，并破坏我们所知道的全球经济”。麻烦了！

　　有人可能会说，数字柏林墙多年前就已经竖起，当时中国筑起防火长城，把中国国内互联网和全球互联网隔离开来——这样北京可以审查所有新闻和在线内部讨论，屏蔽谷歌、Facebook和Twitter。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开始对某些数据池、软件和技术栈进行隔离，以确保所有这些数据，或至少关键元素都存储在国内服务器上，不能从国外访问。

　　但5月17日，当川普把中国的华为——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及世界最大的5G电信设备制造商——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数字柏林墙加高了一大截。

　　这意味着，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制造商及其全球各地几十家附属公司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再从主要的美国供应商那里购买零部件——如谷歌、高通(Qualcomm)、英特尔(Intel)、美光(Micron)和微软——除非有特殊的许可证。美国官员认为，华为犯有帮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或者将来会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么做——并涉嫌欺诈、技术盗窃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

　　不管这样做理由多么充分，这一举动相当于中国将苹果和微软(Microsoft)排挤出去。这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引发了地震。它“唤醒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一位著名的中国电信高管告诉我。“我们现在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这位高管解释说。“我们需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技术来确保我们的安全。他们完全低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

　　许多中国科技公司现在都在想：我们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完全依赖美国提供关键零部件的境地。是时候加倍努力了。

　　与此同时，美国制造商也在对自己说：是不是还要在中国建下一家工厂，或者仅仅依靠那里的供应链？我们最好三思而后行。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经济大国开始脱钩的声音。

　　而现在，这种撕裂正在转向人。自6月11日以来，美国国务院已经将航空、机器人和先进制造等敏感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限制为一年，而不是五年。此外，任何接近美国基础设施或军事相关行业的中国投资也遭到了打压。

　　6月25日，麻省理工的校长L·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警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说，“从全国各地的案例来看，少数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可能确实有恶意行动，但他们是例外，远远不是多数。然而，教职员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告诉我，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他们现在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审视，受到了侮辱，感到紧张不安——仅仅因为他们是华裔。”

　　赖夫还说，长期的签证延误和“针对大多数移民的严厉措辞”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美国正在关闭大门——我们不再寻求成为磁石，吸引世界上最具动力和创造力的个人”。

　　上周在印度班加罗尔与一群年轻的印度科技创业者共进晚餐时，我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在过去两年中，想留在印度为当地初创企业工作，而不是去美国的人大幅增加。许多出国的人现在更喜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不是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脱钩并不全是川普的错——绝对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很不自量力，占领南海岛屿；宣布计划投资大量令中国可以主宰21世纪的关键技术；加强共产党对香港的统治；把中国西部的穆斯林送进“再教育”营；抵抗旨在减少中国最严重贸易滥用行为的压力。

　　中国从美国及其盟友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中获益良多，但北京常常不愿做出任何牺牲来维持这一体系。

　　在谈到美国与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时，一位印度高级外交官评论道：“美国已经打了20年的仗，却没有取得胜利。20年来，中国一直是不战而胜。”

　　所有这些都在美国引发了反弹，即使是民主党人现在也支持川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在中国，党内有一场关于谁失去了美国的悄声辩论，”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大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im McGregor)最近在《纽约时报》交易录(DealBook)大会上谈到中国时表示：“中国走的极端路线真的把美国推开了。”

　　该怎么做？

　　我并不是想放任中国向美国出售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的技术，但我越来越认为，大家都在互相监视——而且永远都是这样。我越来越认为，虽然肯定有一些中国学生从事间谍活动，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他们的才能滋养了我们的行业和学校。我越来越担心，通过实施越来越多的出口和签证控制，我们将切断自己与全球投资池、客户、合作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联系，而我们需要这些联系来保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

　　我仍然相信，最开放的体系会是赢家——这些体系最早获得所有变化的信号，它们可以吸引智商最高的冒险者与创新者，他们因全球最大规模的人才、创意和资本流动而变得富有。那曾经是我们。

　　我们需要停下来问问自己，在这场与中国的科技/贸易战争中，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北京也需要这样做。

　　中国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经济伙伴、人才和资本来源、地缘政治对手、合作者和一系列规则的破坏者。它不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

　　处理这种复杂关系的唯一有效方法是：1、采用整个政府合作的方式。你不能让司法部做一件事，让五角大楼做另一件事，让财政部做另一件事，让贸易谈判人员做另一件事，让国务院做另一件事，让总统在Twitter上发布另一件事。必须有一个紧密协调的战略，才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最好的结果，并为最坏的结果提供缓冲。2、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太平洋和欧洲盟友，这样在21世纪贸易和技术整合的正确规则上，就会出现“全世界对抗中国”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川普和习近平较量谁的关税最高。

　　不幸的是，川普采取了一种完全不连贯而又冲动的“美国优先”战略，结果是“美国孤立无援”——而且更加脆弱。习近平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世界需要合作、推动增长、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关系正在慢慢瓦解。当它消失时，我们会怀念它。

　　或者，正如新加坡学者、前外交官、即将出版的《中国赢了吗？》(Has China Won？)一书的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对我说的：“我不知道将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这次美中竞争时，是不是会把它们比作两个猿猴的族群，在周围的森林被烧毁时还在互相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