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愤怒在美国持续蔓延。以我作为一名专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中国研究者的经验，他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的事件，不只是反映了美国存在的对黑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而且是少数族裔在美国可能遇到的许多困难的一个象征和展示。
1980年代，我第一次前往美国，参加在纽约联合国(UN)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作为此行的一部分，我观看了一场由世界各地孩子们表演的演出。首先上台的孩子们来自苏联。他们都是浅发色、白皮肤，身着统一服装。美国的孩子们则不同：他们有黑色、白色、黄色和棕色等不同肤色，而且高矮胖瘦不一。
我对此印象深刻。美国确实是个多种族群体的大熔炉，人们在一起工作和玩耍。无论是什么肤色或宗教背景，他们都相信他们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作为中国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我此后多次访问美国，研究和观察美国为促进社会公平所做的努力：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到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全国性“开端计划”(Head Start)和纽约哈莱姆区儿童区(Harlem Children's Zone)扶贫计划。我的好朋友吕德伦(Darren Walker)——他现在是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会长——就是1965年首届“开端计划”的成员。
美国开创了通过幼儿发展计划来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先进研究。在中国，我们（包括我的团队）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幼儿早期干预的经验，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等美国学者也支持了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中国人仍在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但我对美国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美国的社会裂痕正在扩大。美国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为少数族裔提供的教育、健康和政治权利的机会相对更少，而这种差距已持续数十年。
美国，一个在处理社会不平等方面拥有如此先进科学和丰富经验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失败？基于我对美国和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解，我认为答案是，美国未能充分利用其良好意图，而是让它的一些最好的创新荒废了。
首先，干预成本高昂。哈莱姆区项目每年为每个孩子花费的成本高达2万美元，资金通过慈善机构筹集。在符合“开端计划”资格的3至5岁儿童中，只有36%有机会参加该计划，而0至3岁的儿童中，只有11%能够参加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哈莱姆儿童区这种项目的资金可以通过捐款筹措，但要想筹集资金推广一个全国计划，难度要大得多。
其次，美国政府的结构限制了其干预的能力。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彼此间缺乏协调，结果是难以向有每个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例如上门提供的育儿指导。在中国，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出生和接种疫苗的记录，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孩子所在的村庄，并确认他或她的需求。在美国，志愿者有时不得不去发廊和社区中心寻找年轻母亲，说服她们参加干预项目。
第三，美国人花太多时间角逐政府支出，进行游说，却只花很少时间执行和监督得到资助的计划。即使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提出了创新和可行的方案，联邦层面也缺乏协调。
中美两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们都需要为弱势人群提供更好的社会流动性。
自我首次访问纽约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吸收了美国最好的扶贫实践，并将其适用于中国的环境。我们正在提升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和教育公平。然而，美国似乎不愿意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正如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剧变》(Upheaval)中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总是坚持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不能一致认同，他们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新挑战。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总人口约30亿——等发展中经济体逐渐实现现代化，美国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而美国本身也在改变——20至30年后，白人人口将不再占多数。
如果美国要维系它的开国价值观、应对其他国家正在崛起的世界，那么妥善处理国内种族冲突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目前未能解决国内的社会不平等，而其领导人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海外挑衅上。作为一名长期向美国学习的学生，我对此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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