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即将上台的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领导的政府而言，一项头等大事将是决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冲突。始于贸易战的美中摩擦已经演变成科技战，而且目前已陷入僵局。现在迫切需要一条新路径。这条新路径应包含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对话。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政府过去四年靠Twitter发出的政策威吓，对于解决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与此同时，公平地讲，其前任偏爱的定期峰会——无论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半年一次，还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一年一次——也并非完全行之有效。
一个更好的方式是成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专职负责美中关系的所有方面——从贸易和技术，到网络安全和人文交流（包括教育交流、签证和人权）。
这样一个设在中立管辖区、由来自两国的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秘书处，将负责共享数据、进行联合研究以及起草联合政策白皮书，以推动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在它的主持下，现有协议的执行和监督将由双方联合开展，并辅以透明的争端裁决。
第二是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宏观经济储蓄问题造成的结果。由于国内储蓄长期不足，2019年美国与102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储蓄长期盈余的中国在2018年与159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顺差。仅此一个原因，当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方式就存在缺陷，支撑这种处理方式的关税亦是如此。一个多边问题不可能通过双边方式解决。这样做只会导致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转移，给双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造成更高的成本。
这种方式——加征关税以及所谓的中国购买美国产品的第一阶段协议——应被放弃，转而支持一项储蓄议程。美国应增加储蓄，而中国应减少储蓄。与北京相比，华盛顿的困难更大，原因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造成的巨额预算赤字让美国的储蓄如今面临巨大压力。
这需要两极分化的美国国会承诺进行中期赤字削减。反过来，中国需要继续减少其储蓄盈余——这对于为存在诸多漏洞的社会保障网络提供资金、减少焦虑驱动的家庭储蓄以及提振非必需品消费至关重要。储蓄的再平衡对于减少两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至关重要。
第三，值得称道的是，川普政府把这一结构性辩论推到了紧要关头。虽然2018年川普政府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提出的指控证据薄弱，但这些指控强调了对中国违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条款的做法的严重关切。遗憾的是，这些棘手的问题均未在目前的路径中得到解决。
有一个更好的方式：首先要承认所谓的结构性议程是美中两国共有的大得多的抱负——即改善彼此市场的准入以促进长期增长——的“掩护马”。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方式，两国长期以来一直视之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美国签署了42项此类协定，中国签署了100多项。就在终点在即之时，川普政府放弃了长达10年的美中投资协定谈判。重返谈判桌如今应是当务之急。
这样一项协定将消除跨国公司在两国市场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上限。只这一项条款就将使跨境投资的合资结构不再是必要，将强迫技术转让这一棘手问题撤下谈判桌。没有合资企业，就无需从合作一方向另一方转让任何东西。一项广泛的、可执行的协定（该协定的执行属于上述秘书处的职权范围）还可用于解决知识产权、国家支持的产业补贴和网络安全方面的争端。
中美两国都不会轻易让步。起初，需要进行小步推进以重建信任。但这些都比保持当前的破坏性路线要好得多。
本文作者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员、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前主席，著有《失衡》(Unbalanced)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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