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6月10日（周四）在福克斯发表评论文章说，因为美国政界、科学界里一直有人不想让民众知道新冠病毒来源的真相，竭力压制“实验室病毒泄漏论”，而这阻碍了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的竞选连任。

格雷厄姆谈到，在超过15个月的时间里，中共病毒已经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们只知道中共病毒是致命的，而关于它的来源却一无所知。他担心，很多美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被“政治化”了，“他们在为一个预设的答案找证据，而不是在探索科学。”

他问道：“在新冠病毒进入我们的世界时，有许多美国科学家立即提出了对武汉实验室泄漏的担忧，但是，为什么政府官员没有积极地对他们的担忧进行进一步调查呢？”

“当我们了解得越多，这些问题就越令人不安”，格雷厄姆说，“在许多方面，涉及中共病毒的起源和解释的情况，让人觉得很像已被否定的‘斯蒂尔卷宗’（通俄门档案）一样，该卷宗是穆勒调查川普总统的法律依据。”

他表示，在斯蒂尔卷宗中，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佩奇（Lisa Page）和斯特佐克（Peter Strzok）有意选择追求一个结果，而不是遵循事实。“如果他们进行了合法的调查，佩奇和斯特佐克会很快意识到该卷宗是一个虚假的信息。但他们把（自己想要的）结果放在第一位，因此把国家引向了一场疯狂的角逐。最终，除了削弱人们对联邦调查局的信任外，他们什么也没做到。”

他进一步表示，而当涉及到中共病毒的起源时，美国一些科学家是否也在遵循佩奇和斯特佐克的模式，也在追求一个结果，即“中国实验室没有泄漏病毒”之说呢？

格雷厄姆举了一个可疑的出版内容。他说，2020年2月19日，就在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有27位知名科学家联署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反对关于中共病毒起源的“实验室泄漏论”。这些科学家将“实验室泄漏论”称为“阴谋论”，还说，他们强烈谴责这种理论，因为其“除了制造恐惧、谣言和偏见外，什么也做不了......”

对此，格雷厄姆指出，而协调这封信的领导人之一，竟是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石正丽有密切合作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达斯扎克（Peter Daszak）。

他谈到，随后，达斯扎克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得以继续在武汉实验室进行冠状病毒研究，并资助了操纵蝙蝠基因组序列的研究成果。更“巧”的是，达斯扎克是中共允许的、唯一可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极其有限调查的美国代表。

格雷厄姆举的另一个例子是，2020年3月17日，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有5位病毒学家发表了另一封信也说，“我们不认为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泄漏）的看法是可信的。”

在格雷厄姆看来，目前中共对病毒的“大规模掩盖”仍在发生，而这些知名科学家反对实验室泄漏论，加上国务院官员关闭更多的调查，最终成了2020年选举中最具影响的两个事件。他认为，科学家们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早期和近乎完全的否定，对川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的失利起到了突出作用。

格雷厄姆还分析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担责任，“因为他们资助了武汉实验室的研究，如是泄漏，他们必须担更大责任的。”“此外，他们也不想证明川普总统关于中共病毒的来源是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是真的，因为如果人们相信这一指控，2020年选举的整个基调、语气和焦点将在一瞬间发生变化。”

他说：“如果人们认为，中共病毒的出现是由于武汉实验室的泄漏，那么在2020年的选举中，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将是谁会站出来反对中（共）国。 哪位候选人会让中（共）国对向世界释放这个病毒负责？”“美国人如果想对中共政权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就会寻找一位总司令来领导这一行动。”在他看来，川普总统要比拜登更胜任的多。

格雷厄姆表示，相反，由于科学家制造的这种否定实验室泄漏论的说法，既让川普总统与外界脱节，被指控为散布“右翼阴谋论”，而且可以让对川普恨之入骨的媒体非常乐意地帮助传播这种说法。

他说：“但现在，随着更多事实的曝光，我们了解到，科学似乎确实受到了损害。美国可能有一个‘沼泽’科学部门把预设结果——实验室没有泄漏理论，置于科学之上了。”

而许多媒体的记者日前也承认，他们当时反对实验室泄漏论，是因为反对共和党、反对川普造成的。

格拉厄姆在文章最后表示，“所有最初赞成实验室泄漏论的科学家都认为需要重新调查中共病毒的起源。我同意。因为有60多万美国人和全球370多万人已经因中共病毒而死亡，人们应该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