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美国的竞争政策一直围绕着消费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律学者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遗产。博克在1978年出版的《反托拉斯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一书中认为，反托拉斯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商业效率”，从上世纪80年代起商业效率就开始以消费者价格来衡量。消费者价格被认为是衡量消费者福祉的基本指标，而消费者福祉又是经济福祉的核心。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白宫上月签署的一项有关竞争政策的行政命令包含72项全面措施，旨在对美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打击。但这不是为了降低价格，而是为了提高工资。
就像里根(Reagan)-撒切尔(Thatcher)革命——从工会手中夺取权力，释放了市场和企业力量——一样，拜登的行政命令很可能被铭记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这一次，它远离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而转向将工人看作美国经济首要利益群体。
在某些方面，这比该行政令中特定部分的细节更重要。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本身不会取得多大成效。但是行政命令的重点并不一定在于细节，而在于政府的方向。而这条行政命令将我们完全带离了博克时代，它关注市场力量和工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哪位总统如此明确地承认过这种联系。
拜登在宣布这一命令时说：“当城里只有少数雇主时，工人们争取更高工资的机会就降低了。”他的声明指出，在美国逾75%的行业中，与20年前相比，更多的业务现在被更少的大企业控制。
他的解决方案涵盖了方方面面，从削减半数私营部门繁琐的许可要求，到禁止和/或限制竞业禁止协议。许多行业的公司都使用这种协议来阻止顶级员工为竞争对手工作，并加大了员工之间分享工资和福利信息的难度——硅谷以邪恶的方式干着这件事。
这触及了“员工和雇主是平等的”这一美国神话的核心，这一谎言在奥威尔式的劳动力市场术语中被表达为“工作权”等。在美国，这不是指任何形式的职场平等，而是指某些州有能力阻止工会代表某家公司的所有员工。
不过，除了明确的劳动力相关措施外，拜登的行政命令还触及垄断权力与价格之间的更大联系，以及企业集中度与劳动者收入比例之间的更大联系。
正如经济学家扬•埃克豪特(Jan Eeckhout)在新书《利润悖论》(The Profit Paradox)中说的那样，1980年代以来的快速技术变革改善了企业效率，并大幅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但它也导致市场力量大增，对劳动者不利。
他的研究显示，1980年代，企业的平均利润是工资成本的十分之一。200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跃升至30%，2012年更是高达43%。与此同时，市场力量导致的利润率“加成”也大幅上升（尽管在以个人数据易货交易而非美元交易为基础的数字经济领域很难看到这种情况）。
埃克豪特表示，尽管技术最终能够降低价格，从而造福每个人，但这“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才会奏效。这就是利润悖论”。他认为，企业拥有市场力量时，它们可以将可能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由于雇佣员工的雇主越来越少，它们也可以付给员工比它们付得起的更低的工资。
后一个问题被称为买方垄断力，是白宫尤其关注的问题。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成员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就白宫如何看待美国面临的经济挑战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我认为，（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对劳动者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在一个工会力量下降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事情。”
根据拜登政府的说法，关键挑战在于改变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力量平衡。这就解释了如何解决竞争政策问题的新想法。许多人认为，不将消费者利益作为反垄断政策的焦点是一种危险的社会主义做法——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劳动力力量下降时，需求短缺是不可避免的。
但人们也可以把这种做法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回归。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两个世纪前观察到的那样，“劳动作为第一性价格，最初可以用来购买一切货物和财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重新排序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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