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班子对华主张各异 “战略清晰”难期

现阶段的国际关系中，美中关系是重中之重，一丁点动静就能让观察者产生无穷遐想。从拜登上任后就中美关系勾勒出草图轮廓：首要目标是击败中共，并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如今这张草图已经不见踪影。对华政策方面，拜登内阁重要成员各唱各的调：执掌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布林肯频打台湾牌，力挺台湾参与联合国；但白宫班底另外四位重要人物——拜登特使克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有“印太沙皇”之称的坎贝尔，以及白宫贸易办公室负责人戴琪都主张与中国友好合作。

布林肯善于制造话题

拜登据说有老年痴呆初期症状，这对他执政大有好处，在台湾问题上他几次口误，都能被白宫新闻发言人及时修正，媒体不以为怪，台湾也习惯了这种空欢喜一场的戏码。布林肯不同，发言应该深思熟虑。他在10月26日发表一则声明，强调“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务实的问题”，并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美方立场。

此声明含义有点模糊，参与联合国系统，既可以指台湾加入联合国，也可以指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某组织。但我估计不是指前者，因为申请加入的国家提交的申请必须交安理会审议同意，15个理事国中至少有9个投赞成票、且5常没有任何一个投反对票，才能通过任何接纳新会员的建议。这两条最关键的程序表明，就算美国真心帮忙，说服九个理事国同意，但在五常当中，只要中国不同意就难以通过。只是中国官方的回应是一体对待，中国驻美使馆的反驳就是说“美方近来变本加厉，不断利用各种场合炒作台湾问题，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如果布林肯是主张吸纳台湾加入某组织，最好是指明哪个联合国机构应该邀请台湾加入，事前也需要与该组织的关键成员国事先沟通，然后再发声明，一击而中。显然，布林肯也未想好具体实施步骤，甚至还没找到一个具体的联合国机构事先沟通。因此，布林肯发出声明之后，几乎没有国家认真应对，也没有任何联合国组织出面呼应。好在拜登政府现在已经习惯了国际社会这种漠视，对布林肯本人而言，无非是让外界再次领教了他善于制造话题却缺乏执行能力。

主张对华友好，“友好方式”互有冲突

本文只列举白宫班底当中对华政策四位关键人物的主张，他们均主张与中国合作，但不仅合作领域有别，还有互不赞同的，比如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人权是否列为优先考虑就不一样。

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视为“生存威胁”，在其内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于首位。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电厂，如果想要达到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或以下的目标，拜登政府必须和中国加强合作。从中国方面来说，目前在诸多领域内的让步空间较小，气候变化这种虚多于实的领域，是两国可以合作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基于上述考虑，克里努力想将这个务虚的话题落到实处（中国给出配合动作就算），成为当年缓和美中关系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访华虽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将再次访华寻求合作。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在即（COP26），克里近日向总统拜登表示，除非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否则后者不会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的目标，因此主张不要急于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沙利文在今春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表示，不会把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作为北京对美国的恩惠来交换。10月2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拜登白宫班子在对华政策上主张不一，其中特别提到，克里自初夏以来一直主张拜登和习近平之间进行电话沟通，但沙利文不同意，认为这样的电话为时尚早。就此议题，沙利文在苏黎世会谈中，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有过“最深入的对话”，“原则上达成协议”，会谈时，沙利文提出美方有兴趣与中国共同合作，以应对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以及管理美中关系风险的方法。10月26日，沙利文在白宫谈及即将举行的G20峰会、第26届全球气候峰会时，向记者证实，中美领导人“在年底前”举行线上峰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坎贝尔是白宫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他一方面表示美中关系“接触”时代已经结束，竞争将是两国关系新时代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主张中美可和平共处，反对改变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表示美方不会公开表态“协防”台湾，不支持“台独”。坎贝尔设计的中国政策，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融合了来自前任总统奥巴马和川普的不同元素，既寻求跟北京的合作，也不回避跟北京的竞争。坎贝尔清晰地表明，美中关系要可预期、稳定和清晰，不希望中美竞争演变成一场冲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态度鲜明，她一直在寻求解套美中贸易战，缓解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两度跟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话，寻求解决之道，她的行为就是中国成语“自相矛盾”的最好注脚：先贩卖“矛”，表示要“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然后再贩卖“盾”，说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要取消部分中国商品关税，总的策略是要跟中国“再挂钩”和“持久共存”。

好在拜登不要求属下意见一致，模糊有模糊的好处，反正美国左派媒体对拜登的容忍度相当高，基本不会当面追问他们热爱的民主党总统拜登：“2月份您说的‘精准脱钩’啥时成行？”换了川普，媒体早就万炮齐轰，片甲无存。

纸上谈兵智计百出，挪动一步千难万险

今年1月26日，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向白宫呈交报告《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对如何界定这些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作出特别阐述。

报告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四个角度分析两国竞争的关键技术：

1、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这一单项技术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更大经济领域的失败？

2、重要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能否为竞争提供强大的防御优势？

3、战争安全风险：特殊情况下，这项技术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4、增速技术：这项技术能否提升整体创新速度？

这个报告的主张被白宫采纳，拜登政府于今年2月宣布采用“小院高墙”（small yard，high fence）对中国进行精准打击，如今已经过了八个月，在关键领域选择与中国脱钩也未见动静，联手盟友组建科技联盟不见踪影，打击当然还未成行。估计拜登现在召开对华政策讨论会，就算开上三天三夜，或者全班底在白宫战略情报室合议N次，这几个重要人物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如此状态，正好长期保持“战略模糊”状态。

如此局面，不仅盟国无法“追随”于后，就连北京也抱着“我在城楼观山景”的态度，明确主张在亚太地区既不做中国的附庸也不追随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主动与习近平通话，商谈投资合作等“重要”事宜。

最后顺带说几句：翻阅各种资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美脱钩论”初起之时，中国一些智库人士甚是着急，比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立刻发表《我反对脱钩，但问题是我们能否扛住被美国踢出全球价值链》，但现在中国智库人士不再碰这个话题，成为美国内部的讨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