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大约在伊拉克战争爆发9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被问及其政府的政策是否符合国际法？ 他开玩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国际法。 我最好还是咨询我的律师”，布什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主义清楚地说明了国际规范和机构的重要性，以及无视它们的后果。 不幸的是，我们似乎再次忘记了这个教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一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许多国际协定涉及化学武器、生物战和地区稳定等问题，但被赋予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首要职责的是联合国。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得到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支持，以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坚定不移的承诺，这是至关重要的。
平心而论，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一直模棱两可，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一直遵守全球规则手册，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的政治和经济大权，使它完全可以单方面为所欲为。
但这一切都随着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便决定入侵伊拉克而改变。 美国严重损害自己的信誉，破坏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为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不去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甚至印度也对乌克兰保持中立立场，利用美国为首的经济制裁，大买便宜的俄罗斯石油，尽管克里姆林宫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深，中国是印度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当自由民主国家试图藉由谈判达成国际协议，以应对21世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特别是气候变迁和大规模移民时，必须面对伊拉克战争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分裂，如果没有国际协定和全球南方低收入国家的合作，就不可能因应未来的移民压力。
例如预计2050年，非洲人口将增加一倍。 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战争与气候变迁加剧所带的经济苦难汇集，冲击非洲最脆弱地区的数亿人，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必须采用创新的治国方略、安全干预和大量发展援助。 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西欧国家可能面临大规模的移民潮，势必造成重大社会挑战，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
然而，目前看来，欧洲处理非法移民的主要策略，是希望以可能葬身地中海或英吉利海峡的恐怖景象来阻止寻求庇护者。 但正如英国最近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些措施虽然受到右翼小报的欢迎，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欧洲国家竭尽全力应对人口老化和劳动人口减少，显然愈来愈需要考虑长期需求，来制定明智的移民政策。
一方面要便利必要的移民，另一方面要限制非法入境人数，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将是欧洲未来几十年的挑战。 这个问题已经主导了政治辩论，有推翻政府的力量（就像最近荷兰的选举结果），也助长右翼极端分子的崛起。 但鉴于欧洲的人口挑战，要维持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就需要接受移民，而且人数要比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和英国的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所想要的还多。
气候变迁构成的生存威胁，凸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差距迫切需要弭合，特别是国际社会必须就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一致，并确保受到暖化影响最大的国家（ 即造成暖化责任最小的低收入国家），不会承受不合比例的负担。
如果美国仍具有跨党派领导力，世界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能够制定政策和协议，来应对这些关键挑战的信心将大幅提高，但在华府的共和党人正在破坏选举政治基础的时候，这似乎不太可能。
美国目前的政治分歧都源于伊拉克战争， 小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等总统证明，即使面对巨大的逆境，有效的领导也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美好，而布什总统则证明，反之而行结果恰好相反。（英国末代港督●欧盟前外务委员●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Chris Patten）。本篇翻译由PS官方提供，责任编辑：杨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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