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为中共谋利 间谍嫌疑比许多华裔更大

不要过分强调中共间谍的华裔身份

Anders Corr撰文／原泉编译：部分媒体将焦点放在中共间谍的民族背景上，这是一个误区。最容易被中共策反的人是受“精英俘获”手段所影响的人，在大多数国家，这些人通常是商界和政界的非华裔领导者。

孙雯（Linda Sun）被控代表中共政权影响纽约州长办公室，以换取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利益。孙雯是美国华人移民群体的一员，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对于孙来说，她的种族背景远不如所获得的利益重要，根据司法部文件，这些利益包括一套价值410万美元的位于纽约长岛的公寓、檀香山一套210万美元的海景公寓，以及据称是从中共得来的钱再洗白后购买的一辆2024款法拉利跑车。

媒体中的一些人指责中共在海外华人中招募间谍，从事间谍和影响力行动。《纽时》的报道称：“分析人士表示，秘密活动通常遵循一种模式，中共招募华裔渗透权力中心，或压制中国异议人士和其他批评中共的人。”《纽时》描述了纽约州孙雯的案例，并提供了其它三起华裔被指控在加拿大、德国和英国从事间谍活动或影响力活动的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

（轶事证据是一种对常见现象的不太有把握的证据，然而，对于一些特例现象，轶事证据常常被广泛接受。）

其他人可能因影响力或间谍活动而获得的报酬远不如孙雯。因此，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我自己也看到过中共情报人员有选择地招募华裔美国人的轶事证据。

2024年9月3日，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Kathy Hochul）的前助理孙雯（右）和她的丈夫胡骁离开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地区法院。（Huang Xiaotang）

然而，有许多其它原因促使人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有许多非华裔人士为中共进行影响力行动、间谍活动和技术窃取的案例，比文中提到的轶事更为严重。一些美国公司称被“强迫技术转让”，但实际上并非强迫，他们选择以美国技术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和丰厚利润。尽管这样做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极其不利，但并没有法律禁止馈赠这些技术。此类行为使我们损失数千亿美元的商业收入，并冒着战争的风险，因为中共军队通过窃取的美国技术变得更加强大。

实际上，其他一些为中共谋利的非华裔人士是政府高官，他们在卸任后担任“顾问”，在没有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下，为中共谋利。有些人可以接触到国家元首或部长级别的个人。

已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数十年来与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保持着无人能比的接触。“策略危机”（Strategy Risks）顾问咨询公司创办人兼CEO伊萨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在《美国第二：美国精英如何助长中国取得世界霸权》一书中写道，早在1989年，基辛格就涉嫌“与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共同成立了一个7,500万美元的中国风险投资基金。”据称，基辛格与习近平、乔‧拜登、唐纳德‧川普以及多位美国前总统保持接触。

中共政权的非中国代理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运作，受到较少的审查，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和民主的整体危害更大。有力的论据是，中共在选择低级别间谍时的种族倾向不应该过度影响我们对更高级别威胁的理解，不应该影响在寻找和起诉间谍方面的执法努力、或者在寻找中共影响我们民主的传统和非传统手段时的警觉性，这也包括华盛顿和学术文献中所称的“精英俘获”。

根据传统基金会的观点，“精英俘获是中共使用的一种政治战形式，旨在控制中国境外的政治、学术、商业和文化领袖的行为，使中共受益。”中共使用“经济奖励、财政依赖或妥协、商业纠纷、进入中国市场的承诺、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甚至勒索”作为“控制手段”。

诉诸某种共同的民族或种族认同，可能是中共招募间谍或精英的一种手段。然而，这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且仅仅是表面现象。中共就像把意大利面扔在墙上，看看哪一根会黏住。它并不真正关心一个人的肤色，只要这个人能为政权带来利益。事实上，中共对种族的诉求应该会冒犯华裔美国人，而不是成为他们为北京效力的理由。更具隐蔽性且有效的诱因，如金钱和意识形态，对任何民族都是同样适用的。

作者简介：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2008年），也是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负责人与《政治风险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商。他对北美、欧洲和亚洲进行广泛的研究，著有《权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2021年）和《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