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川普指控奥巴马叛国所越过的底线

唐纳德·川普总统坚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犯下了叛国罪，这是一项最高可判死刑的罪行。为了转移外界对其当前政治困境的注意力，川普正试图重提近十年前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争议。

然而，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川普都站不住脚，他这种耸人听闻的指控，只能说明他把当代的政治话语降格到了何等地步。

在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要求司法部调查奥巴马政府情报官员是否伪造了俄罗斯试图干预2016年大选的证据后，川普公开抨击了奥巴马。当有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询问此次调查的目标时，川普表示：“应该是奥巴马总统。他发起了这一切……这就是叛国。这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词汇。他们试图窃取选举，试图掩盖真相，他们做了其他国家的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川普还点名提到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等人作为可能的被告。

川普屡次发表过激言论，这反而让他获得了一种诡异的“免疫力”——言辞越是离谱，人们反倒越快一笑置之。然而，他根本不配享有这种“信口开河者的特权”。他不仅身为总统，更关键的是，他掌控着一个极度顺从的司法部，在这样的权力背景下，他对前任的随意定罪，分量极其重大，也格外令人心寒。

实际上，川普亲自促成了这场“叛国”调查的快速推进，使其迅速变成了一项独立运作的政治行动。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宣布，司法部将组建专门的“突击队”对奥巴马等人的相关指控展开调查。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约翰·科宁也呼吁指派特别检察官来主导整个调查过程。

叛国罪是美国宪法中唯一被明文规定的犯罪，其核心定义是“向敌人提供援助与支持”。加巴德复述了川普及其盟友多年来一贯的说辞，宣称奥巴马总统在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大选失利后，“指示情报界编写一份他们明知为虚假的评估报告”。具体来说，加巴德提到，2016年为克拉珀准备的谈话要点中写道，“外国对手并未通过网络攻击选举基础设施，改变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基于此，她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奥巴马政府“鼓吹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帮助川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谎言”。

但奥巴马总统及其下属均未表示，俄罗斯袭击选举基础设施、篡改投票结果等行为是为了帮助川普的竞选活动。

事实上，正如多项调查所证实的，俄罗斯黑客通过窃取并传播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电子邮件对她的竞选活动发动了攻击。（没有人比川普先生本人更清楚这一点，他在竞选集会上多次提及这些被黑客窃取的电子邮件。）

对2016年大选的每一次调查，包括2018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发现了不可辩驳的俄罗斯干预证据。”时任参议员、现任国务卿的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如是说。换言之，奥巴马政府的结论不仅不是犯罪，更谈不上叛国，不过是对事实的如实陈述。

奥巴马的发言人准确地将川普的指控斥为“荒谬且拙劣的转移视线之举”。但这一指控，却同时满足了邦迪和川普的政治需要。司法部长可能格外渴望取悦上司，因为她目前在总统心目中地位岌岌可危。

由于邦迪对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这位已故恋童癖者兼总统好友——相关信息的披露处理不当，已经为川普制造了政治危机。（为应对川普党内阴谋论者的要求，邦迪司法部长曾高调公布一批号称“机密”的文件，但其实早已公开；随后她又称“无更多内容可查”；再后来她又反悔，试图推动解封大陪审团笔录但未果。）对邦迪来说，还有什么比发起针对奥巴马的叛国调查更能帮助总统转移舆论对爱泼斯坦档案的关注？

这场调查的荒诞之处，还在于奥巴马几乎可以确定不会被起诉——这得益于川普本人以及最高法院。去年“川普诉美利坚合众国”（Trump v. United States）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前总统对于其任内“官方”行为享有不被起诉的推定权。情报结论的起草和发布，显然属于总统的官方职权，因此不能作为任何刑事指控的依据。

但仅仅指出这一点，对奥巴马而言其实有失公允，因为这仿佛意味着他只是凭借最高法院在川普案中确立的“技术性细节”才得以免于起诉。实际上，更关键的理由很简单：奥巴马根本没有犯罪。

多年来，川普已说出过无数令人震惊的话，以至于人们往往用一些老掉牙的借口将其轻描淡写，比如说总统的话要“重内容而非重字面”，或者“这只是川普的风格”。但事实是，美国总统公开指控前任犯下可被判处死刑的罪行。

即便现已展开正式调查，但真正的起诉和判决依然极不可能。然而，由一位亲自推动司法程序启动的总统提出这种指控，昭示着美国正滑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意与报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