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眼中的“中华民国”

关于美国华人如何看待两岸议题，首先我们要来解读何谓“美国华人”？毕竟所谓的美国华人分类很多，有的是具备美国国籍的美籍华人，也有尚未具备美国国籍，还维持两岸身份的美国华侨。华人与华侨当中，又有1949年以前就存在于美国，以广东人为主体的传统侨社。另外还有1965年以后大举移民美国的港澳以及台湾移民，乃至改革开放后进入美国的大陆移民。

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地区移居美国的华人，对中华民国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源头依旧来自于传统侨社。毕竟这些来自六邑地区的广东人从北伐到抗战期间都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的战争，再加上和孙中山同乡的关系，使他们成为中华民国天然的支持者。所以对他们而言，中华民国这个概念本身是超越北京与台北两个大现实存在的中国政权的。

毕竟建立一个以美国民主制度为模范的自由中国，不仅是众多美籍华人前辈奋斗的目标，同时也是众多美国传教士、商人、媒体人、政治人物乃至于军人的期望。这使得以林肯的《盖茨堡宣言》为号召建立，宣扬三民主义且后来又反对共产极权的中华民国在美国人心中一直拥有非同小可的重要地位。华人华侨在美国改造中国的过程中，自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侨社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后转而开始与北京政权接触，但同时又强调自己捍卫孙中山先生理念，看在台湾人眼中可能会感到奇怪，实际上却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关于美籍华人与华侨对两岸政治的看法和分歧，我们首先要回到1912年那个大清帝国灭亡的时代来重新回顾。

洛杉矶中国城的许多传统侨社，是从清朝一路演变到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历经了好几次的改朝换代。（许剑虹提供）

从支持清朝到拥护民国

传统侨社的主体为分散于全美华埠的中华会馆和中华公所，英文名称为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简称CCBA。CCBA的前身为1854年成立的“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所谓的公司更多其实是指来自六邑，即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及赤溪等地区的同乡联谊会。到了1862年，“六大公司”正式整合为中华公所。

为什么英文名称都是CCBA，有些例如纽约的CCBA叫中华公所，有些的如洛杉矶或旧金山的叫中华会馆或者中华总会馆？据说是早期有些地方的“六大公司”整合第七间同乡会即肇庆会馆成为所谓“七大公司”，规模更大，所以叫会馆。有些还维持“六大公司”的规模，所以仍是公所。至于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则是因为旧金山中国城一直被视为美国华人的首都。

中华公所或中华会馆最早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华人权益、协调华人内部纷争，协助华人子弟接受中文教育以及病逝的华工落叶归根，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并不感兴趣。早年多数华人到美国也是为了挖黄金或修铁路，都打算发财后回到祖国，加上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没有多少人有落地深根的想法，对祖国的政治参与明显比美国更为积极。

然而早些时候的华人华侨，也并非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样万众一心拥护国父革命，实际上在美国承认清朝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中华会馆和中华公所最原始的立场是支持清朝的。当时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冲突就如同反共与亲共，还有统一跟独立在今天美国侨界的争端一样热闹。要等到清朝垮台以后，传统侨社方才跟著美国的立场转而承认中华民国。

只是那个年代的中华民国，跟今天的中华民国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差别。悬挂五色旗的北洋政府，仍是多数美国华人心中的正统，且即便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里，也有陈炯明领导的派系存在，并非所有人都团结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美国华人与今天台北的中华民国政权连结到一起，还必须要等到1928年的北伐胜利后。

二战爆发推进了中美联合，也让华人得以大规模投身美军，图为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成为王牌飞行员的江华九。（许剑虹提供）

抗战爆发促成华人团结

可事实上即便是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冲突仍导致北美华人在认同上的分歧，多数人基于广东同乡的情面，更加认可胡汉民和汪精卫等广东籍的国民党大老，对于浙江籍的蒋中正则比较陌生甚至于反感。所以宋美龄的存在能扮演蒋中正与传统侨社之间的润滑剂，这不只在于宋美龄自幼在美国受教育，还因为她的祖籍是当时还是广东省的海南岛文昌。

而且底层的华人，尤其是在餐馆当服务生或者开洗衣店的底层华人思想上左倾，许多更加认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显见即便是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美国华人仍没有完全对蒋中正心服口服。真正的改变，还是要等到对日抗战爆发，尤其是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承认蒋中正为四强领袖以后，重庆国民政府才真正成为美国华人心中独一无二的祖国。

华人地位大幅提升，尤其宋美龄1943年访美更是促成《排华法案》废除。近20,000华人进入美军服务，他们不需要如同黑人或者日裔美国人一样组成与白人隔离的军事单位，而是直接进入一般的美军单位与白人并肩作战。此一破天荒的安排让华裔美国人首次因为为美国而战而产生对美国的认同，可同时他们又都明白，地位的提升与祖国荣升为四强脱离不了关系。

于是自然而然的，加入美军的华人对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或多或少都有认同存在，即便他们当中不少人被派往第14航空军服务，对国民政府的缺点亦有所了解。例如像江华九这样驾驶P-51野马机在欧洲战场与德国空军战斗，甚至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华人，是不可能在没有中华民国成为四强的情况下提高地位的，对此他们还是深知杜明。

所以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是真正得到了美国华人的认可，至于在1943年对美国宣战的汪精卫政权则完全被华府视为傀儡看待。在这样的情况下，若华人仍表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场很可能就是被FBI调查，甚至于如日裔美国人一样被关到集中营，没有任何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蒋中正其实也差点成为“第三势力”，他在1949年访问菲律宾时，强调如果李宗仁与中共和谈，他将领导国军撤退到菲律宾，同时讨伐国共两党。（许剑虹提供）

李宗仁与“第三势力”的崛起

接下来要等到1948年徐蚌会战后，伴随著蒋中正下野以及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美国的华侨才又出现了是要支持蒋中正还是支持李宗仁的分歧。甚至也有少数侨领看到中共即将胜利，产生支持中共的想法，例如时任纽约中华公所的主席，洪门党党籍的卢观藜就受到左倾侨领司徒美堂影响，从原先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反共立场转向与左翼华人合作主张承认红色中国。

可见到了中华民国政府即将撤退到台湾的1949年，隐藏在传统侨社内部对蒋中正的厌恶又爆发了出来，以旧金山侨领锦朝为代表的一批侨领基于李宗仁出自广西，与广东人同为“两广”老乡的立场选择支持这位代总统。所以在两岸分治初期，侨界一度分裂成好几股势力，包括所谓自称非台湾也非大陆的“第三势力”。

可其实所谓的“第三势力”，仍然以中华民国为正统，且包括李宗仁在内仍以正统的中国国民党员自居，所以与其称呼这场分裂为国民党与“第三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多其实还是海外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毕竟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派中有派，存在亲共的左翼，反共的右翼乃至于主张国共和谈的李宗仁，谈不上所谓党内党外之争。

当然也因为整体而言都是国民党的内斗，且即便所谓“第三势力”都以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中华民国为正统，反而是奠定了传统侨社以中华民国为祖国的信念。差别只是在于究竟是在台北的蒋中正、纽约的李宗仁还是旧金山的“第三势力”领袖张君劢谁更能捍卫这个中华民国，与美国合作阻止全中国被赤化而已。

假若最终美国选择了以李宗仁为扶持对象，那么中国的反攻据点可能会是海南岛或者两广等华南地区，若选择“第三势力”则可能会以在金三角的李弥部队为基础，反正都不会有台湾的任何角色和地位。支持蒋中正等同于支持台北当局的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美国主流社会还有侨界慢慢成形，可见没有蒋中正的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今日台湾的对美关系。

艾森豪总统1960年对台北的访问，奠定了美国华人拥护台北当局的基础。（许剑虹提供）

台北当局的地位被正式确立

一如1912年传统侨社对清朝的态度，美国给予的外交承认往往会影响美国华人的祖国认同，随著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台北当局成为了华府承认的独一无二中国政府。包括周锦朝在内等曾一度支持李宗仁或“第三势力”的华人重新回头支持起了蒋中正，台湾成为了北美华人的精神祖国。

既然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台北当局、李宗仁以及张君劢的最大公约数，团结在台北当局之下对北美华侨而言显然没有太多心理上的挣扎。再加上中共夺权后，对北美华侨在国内的亲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土地改革”政策，众多过去对中共有过幻想的北美华人也重新回到了反共阵营。尤其是韩战爆发后，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也难让华裔免于遭到FBI调查或是麦卡锡主义迫害。

日裔美国人在战时被送入集中营的历史，令华裔深感忧虑，台北当局的存在无疑是免除了这层他们心中最怕的恐惧。即便对蒋中正缺乏如同孙中山那般的强烈认同，美国华人仍从捍卫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努力维系台北当局和华府的外交关系。只要台北当局持续以中华道统自居，又慢慢引领台湾往民主开放的道路前进，传统侨社没有不支持的道理。当然也有以李宗仁为代表的一批华人，认定美国承认台北当局，尤其是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他更加认定美国的目的是要确保两岸永久分离以压制中华民族的统一强大，从而促成了部份华裔与中华会馆还有公所体系产生分裂，走上了亲共的道路。伴随著反越战运动的升温，年轻一辈华人的左倾思想更加激烈。

到了1965年，李宗仁更是做出了离开美国，“回归祖国”的决定，不再扮演美国“分裂两岸”的马前卒。当然到底这是不是他得不到美国支持后卫自己投共找出的理由，笔者无法在此下决定，却也让华埠内部出现了美国应该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而伴随著中共进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松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传统侨社也不得不面对该如何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问题。

民进党上台以后，两岸旗帜同时悬挂已经成为美国各地中国城的一大特色。（许剑虹提供）

中华民国概念下的两岸当局

美国与中共在197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共在华府设置大使馆，各大城市也出现了中共领事馆。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抛弃了毛泽东时代敌视侨胞的极左政策，传统侨社的华人无论反共与否，都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广东老家探亲。与北京当局打交道，成为了传统侨社华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个悬挂五星红旗的红色中国，是不可能当不存在了。然而过去的新仇旧恨，却不是老华人们想要忘记就能忘记的，且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接受侨委会的辅助，甚至担任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不可能真的全面转向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幸运的是此刻两岸都在外交上依赖美国，于是在侨务政策上也出现变通，默许华人华侨在不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情况下与对方交流，令传统侨社松了一口气。

尤其是李登辉上台初期，两岸破天荒展开交流，更是让在美华人同时与台北还有北京当局打交道不再有心理障碍。只是传统侨社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依然根深蒂固，因为孙中山的国父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且两岸对孙中山也极为推崇。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传统侨社对北京当局不再敌视，也难以否定台北的中华民国。

于是华人便找出了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从国家或者政权的概念升华为文化以及族群的概念，然后同时将台北当局与北京当局视为在这个文化与族群概念下同时存在的政权来解决这样的矛盾。所以青天白日满地红对他们而言也就不再只是象征国家或者台北当局的旗帜，而成为了在美华人的族群符号。

这使得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心目中有了封神的地位，他成为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的真正代表，但蒋中正却没有相似的地位，最多只被视为台北当局的延续。毛泽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的统治者，同样被美国华人视为北京当局的延续，与台北当局同样被视为孙文精神的传人，让海外华人得以在不违背“一个中国”的概念下与两岸同时交流。

难以全面拥抱五星红旗

美国华侨华人对台北当局的支持，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出现了激烈动摇。传统侨社难以认同民进党走台独路线的理念，尤其是所谓将传统侨社视为第三等侨胞的“华侨三等论”，逐渐与台湾方面分道扬镳。部份中华会馆和公所下的侨团，也出现了降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五星红旗的现象，使台北的侨务工作出现空前危机。

事实上传统侨社的认同变化，与其讲是老侨不再支持中华民国，更多是因为以广东人为主体的传统侨社为了新陈代谢，招募了许多改革开放后移民到美国的大陆广东人。这些人从小就接受红色教育，即便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有所抵触，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再加上北京方面提供经济上的补助，自然乐于改挂五星红旗。然而即便是如此，传统侨社想要全面移除中华民国国旗，转而悬挂五星红旗仍极为不易。首先是传统侨社经过多年的洗脑以及自我洗脑，早已把孙中山先生视为不可动摇的神主牌，将中华民国国旗移除等同于全面的自我否定。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对北京的制裁，让美国华人彻底认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与美国成为真正的朋友。

红色中国的终极目标，仍是要以推翻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重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的天朝体系为主。在这样的天朝体系之下，美籍华人必将不可能享有今日游走美国还有海峡两岸之间的特权，自然知道唯有一如过去般的追随美国政府立场才能维系权益。而想要追随美国政府又不违背中华道统，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从美籍华人的理想来看，如果能让海峡两岸平等协商，和平统一出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又能行使类似美国的民主政治自然是再好不过。只是目前华府方面尚未变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将驻华大使馆从北京迁回台北，在美国的华侨也只能继续维持现状，尊敬孙中山的同时与两岸当局维持等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