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商品如何改变美国社会与政治？

中国崛起是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像是经历一次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务、想像与真实的洗礼，被称为中国冲击。如果说以上的叙述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的话，那就是全世界经历的不是一次中国冲击，而是两次。

目前关于“中国冲击2.0”（China Shock 2.0）的讨论几乎成为西方讨论中国最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将之和欧美的现实结合起来，不仅占据了媒体焦点，更成为指导西方应对中国经济挑战的方针。

中国冲击原来是指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对美国与欧洲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于美国蓝领阶级的影响深远，后来成为政治运动。2017年起，人们开始意识到此时的中国，已经和他们自2001年开始理解的中国不同，于是便将2001-2017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冲击1.0，2018年起迄今称为中国冲击2.0。由于牵涉到的范围太广，我将在本文中聚焦于中国冲击1.0，将中国冲击2.0留待下次讨论。

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最早是由David Autor、David Dorn 和 Gordon Hanson三人（以下简称为ADH）的研究之后，开始流行起来，他们的研究唤起了人们对于中国影响的重视。众所周知，数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形一直在恶化，这其实并不稀奇，因为其他先进国家也是如此，而且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情形，其实比大多数欧美国家更好。在他们之前，美国经济学家的主流解释是：这是产业趋势，主要是因为产业转型与生产设备自动化造成。

尽管如此，他们注意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中国制造出大量的纺织品、家具、电子用品等商品，出口到全球。自1991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例从4%上升至24%，并且大量出口给美国。他们怀疑，美国制造业的下滑，有多少与中国的大量出口有关？ADH研究之后，发现中国进口直接导美国自1990 年到 2007 年之间，共损失了 153 万个工作职位，约占全国制造业就业机会下跌总数的 1/5！而且和传统理论认为失去制造业工作的工人会转移到其他新兴产业不同，他们发现，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并未如预期般增加，导致多数受到冲击劳工直接退出劳动市场，这也是许多美国蓝领家庭悲剧的由来。

更令人瞩目的是，在后续研究中，他们发现，中国冲击的效果会长期持续，而不是进口商品当下，只对美国劳工就业冲击一次。从2000年到2019年，进口竞争加剧导致制造业就业人口比率下降1.54个百分点，占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的55%，超出之前估计的25%。即便在2010年中国贸易冲击达到高峰期后，直到2019年，受到影响地区的工资和劳动参与率依然低迷，失业率持续偏高，中国冲击的影响长达十年以上。

中国冲击甚至让有些美国人就此退出劳动市场，其中外国出生的工人和美国25-39岁的群体为主要受害者。（法新社）

中国冲击有高度地理集中倾向

ADH发现中国冲击并不是全美国平均分摊，而是有高度地理集中的倾向，由于美国制造业具有区域群聚性，高度依赖与中国进口商品竞争的特定区域（如家具、纺织、低阶电子业城镇）受创最深，对大学以下学历的劳工和工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负面效果更为显著，有些人甚至就此退出劳动市场，成为失业群体，其中外国出生的工人和美国25-39岁的群体为主要受害者。

因此虽然和中国贸易会带来传统贸易理论的好处，如分工专业化与较廉价的商品等，但是其负面效应却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上，即使算上贸易好处和政府的移转收入，还是有受害群体的实质所得下降，例如大学以下学历的蓝领工人生活水准及终身收入都显著下降，而且经常失业的困境，必须频繁变换工作（Job churning）。不仅如此，在受中国冲击严重的地区，失业救济金、残障津贴、医疗补助等政府转移支出大幅增加，也加剧了公共财政负担。

中国冲击加深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与政治极化，最终成为川普当选总统的重要因素。例如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与凯斯（Anne Case）合著 的《绝望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两位作者发现，虽然二十世纪随著医疗进步与公共卫生的改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大幅增加，但是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不降反升，这在现代富裕国家极为罕见（自1918年以来美国预期寿命首次连续下降）。他们发现，这主要集中在没有大学学历的中年白人劳工身上，主要原因是自杀、毒品过量和酗酒引发肝病所引起的“绝望死”浪潮。

之所以称为“绝望死”，是因为这些人的死亡，并非肇因于意外或传染病，而是源于痛苦、绝望与社会经济崩解。美国的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者愈来愈健康且富有，而低学历者则在生理与心理上双重恶化。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对于美国蓝领阶级的影响深远。（法新社）

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下的中年白人蓝领，除了实质工资停滞、工作不稳定的不安全感之外，同时还要面对大企业的滥用权力与社会安全支柱的崩塌，一方面跨国药厂为了利润恶意营销具高度成瘾性的类鸦片止痛药（如OxyContin），并买通监管机构，引爆了全美的药物滥用危机；在另一方面，经济不稳定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瓦解，婚姻率暴跌，非婚生子女与同居关系增加，社区也随之瓦解，令这群男性失去了家庭与教堂等传统社会支持网络，意义感丧失与孤立感剧增，最后往往陷入自杀、滥用毒品与酗酒而英年早逝。

整体而言，随著中国加入WTO，逐渐变为世界工厂，中国大量进口商品，造成美国制造业的冲击，使得工资停滞、失业率大幅增加。这些冲击并非平均散布在美国所有产业、地区和群体，以产业而言，劳力密集的家具制造、纺织、服装、鞋类以及电子零部件等与中国直接竞争行业的通勤区（commuting zones），其本地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以地区而言，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制造业聚集的城市，受到影响最大；以群体而言，低学历、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人，以及中老年的制造业员工，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传统理论认为，当一个地方的产业衰落之后，便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位和具有吸引力的工资，所以当地工人会被迫学习新技能和移转到其他产业。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地方的调节十分缓慢，以ADH对于中国冲击的研究而言，受到中国冲击地区的制造业就业率、低技能工人的工资长期受压抑，市场主要透过工人退出劳动市场来调整，而非转移到其他产业，失业率升高至少维持十年，就业／人口比持续下降。

这类论述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解释了哪些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最深，也发现这些受到中国冲击最深的地区，仍有大量失业人口居住在当地，即使没有工作也不外移，导致整个社区的失业率高升、人均收入暴跌，以及政府财政困难，更无力解决困境。

低学历中年白人的处境

迪顿和凯斯的研究，则近一步揭示了这些受到影响最深的大学以下学历的中年白人的处境，他们不仅面对失业、工资停滞与收入下降，还产生平均寿命下降的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还包括家庭生活的崩溃、社区结构的瓦解、大药厂的横行，以及政府的无能为力，最后不是自杀，就是用毒品和酗酒来谋杀自己。

有些铁锈区的制造业因为不敌中国进口商品，而纷纷外包至低成本生产地区，造成本地蓝领工人失业；但是有些铁锈区的煤矿业，并非因为遭受中国进口煤而破产，而是因为原来的生产方式污染太严重，不仅让环境遭遇不可回复的损害，也令附近居民的健康受到长期影响，例如78条西维吉尼亚州河流因为处于矿场旁，都发现硒含量升高的现象。于是自1970年代以来《空气清洁法》修正等环保主义，背后大多受到民主党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和小布什竞选总统的高尔（Al Gore），是个知名的环保主义者，对于高污染的煤矿业者十分不利。不少传统支持民主党的煤矿小镇，因此纷纷转向。最终高尔虽然赢得普选，但是选举人票落后而丧失总统宝座。2000年代中期引发的页岩油革命，让天然气价格跌至历史低点，且碳排放仅为煤炭的一半，更加符合环保需求。全美电力公司“弃煤改气”风潮，给予铁锈区煤矿业最后的致命一击。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持平地说，相关研究所显示的，并非传统理论完全错误，而是不够充分。例如传统对失业的解释包括产业变迁与自动化技术的盛行，这些因素依旧是许多美国小镇衰退的重要因素。但是传统解释忽略了贸易影响——尤其是中国冲击——如何加速这个过程，反而在全球化大旗下，掩盖了那些受害者所经历的社区与家庭结构的破坏，进而对个人身心造成的重大伤害，并不是社会救济所能弥补的。

许多陷入极度绝望的底层白人因此认为，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体制都在对他们进行“劫贫济富”的剥削，尤其是高昂的医疗体系，让底层白人感到不满。这种无力感导致部分最弱势的群体选择放弃行使投票权，带来社区投票率下降的现象。

重视环保只是民主党失去这些“绝望的选民”的因素之一。很多人或许疑惑，就算民主党重视环保，但是相较于这些受到中国冲击的蓝领工人而言，相较于更重视资本家的共和党而言，民主党相对更支持弱势群体一些，例如更支持社会福利政策，为何民主党会失去这些受到中国冲击的弱势选民？

简单来说，民主党并非一夜之间失去这些选民，而是在数十年来选民联盟重组（Realignment）的过程中，民主党逐渐背离这些选民。

早期工会曾经是民主党的支持力量，美国工会的没落，对民主党的支持力道也随之减弱，而中国冲击加速工会的没落，也让其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下跌。最重要的两项转变都与克林顿有关。首先是北美贸易自由协议（NAFTA），虽然是在1992年由老布希总统签署，但是法案的签署是1993年由克林顿完成。其次是克林顿在1999年和中国协议，表态支持中国加入WTO，最终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

无论是美国加入NAFTA或是中国加入WTO，都和全球化有关。NAFTA限于美、墨、加三国，虽然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是加入NAFTA并未造成美国失业率上升，反而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问题在于其好处并没有雨露均霑，让全国人民分享，受害最重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制造业，纷纷移转至墨西哥，让“铁锈区”开始衰退。不过这些减少的制造业就业，很快为克林顿时期大力发展的科技业，以及服务业与出口的工作机会所吸收，所以整体而言，美国完全没有经历失业率增加，反而让经济欣欣向荣。但是这时，铁锈区蓝领工人的处境已经不比从前，不仅地方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且因为工厂外移的关系，让当地工资停滞。更糟的当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冲击，对铁锈区的蓝领工人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时民主党的选民结构也开始重组，工会与蓝领工人不再是民主党关注的核心，高科技产业、高学历与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成为新宠儿，这让那些因为贸易协定而受害的铁锈区蓝领工人感到背叛，他们认为民主党不再保护本国就业机会，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工厂出走与外包，而被移转给其他国家。民主党人所推动的绿能与高科技产业转型，让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蓝领工人觉得被抛弃，从而放弃对民主党的支持。这导致民主党的选民结构转而向高收入、高学历人口大幅靠拢民主党，其施政议程（如气候变迁、捍卫民主、性别多元）高度迎合都会高学历群体，白人蓝领劳工纷纷转向共和党。

白人劳动阶级在美国大众文化的改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威廉斯（Joan Williams）在2017年出版的《白人劳动阶级》（White Working Class），透过流行文化来说明，美国白人劳动阶级（其实书中描绘者较接近美国的中产阶级，而非最底层的贫穷者）形象，在二战后至今的数十年间如何从“美国梦的基石”退化为“被文化精英鄙视的边缘群体”。

美国工会的没落，对民主党的支持力道也随之减弱，而中国冲击加速工会的没落，也让其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下跌。（法新社）

《辛普森家庭》里面的老爸荷马

二战后至 1970 年代，白人劳动阶级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与美国梦化身，早期如史坦贝克小说《愤怒的葡萄》中，多是对劳动阶级的赞扬。此时期白人劳动阶级的家庭收入在战后三十年间翻倍，在主流文化叙事中，他们被视为支撑美国工业和经济繁荣的“幕后英雄”，是实践“只要努力就能买房买车”美国梦的指标群体。但是从1980 年代起，一直到 2000 年代，白人劳动阶级的形象开始转变。随著工厂外移和全球化盛行，那些缺乏大学学历，在经济结构中逐渐边缘化的白人劳动阶级，开始变为无法跟上时代快速变迁的嘲弄对象。比如说《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里面的老爸荷马，是一个在核电厂里工作会打瞌睡的无能酒鬼。

大都会中高学历的“专业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PME）掌握文化话语权，白人劳动阶级在媒体与大众文化中的形象，开始转变为电视剧里如《Archie Bunker》那种固执、没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过时且抗拒变革的粗鲁蓝领。由于民主党对非法移民与多元文化持较宽容的立场，使得低技能移民的涌入往往直接与蓝领工人在就业、福利与薪资上产生竞争，引发强烈不满。民主党的政策重点转向都会菁英重视的社会议题与再分配，而非地方制造业保护，强调种族、多元性别（LGBTQ+）、堕胎权等“身份政治”，反而进一步疏离白人蓝领阶层，让他们转向强调国家认同、制造业复兴、反移民与反全球化。川普等政治人物精准捕捉此情绪，并加以渲染。自2016年起，川普的当选，让这一群体在主流叙事中被塑造成充满愤怒、排外且反建制的政治狂热者。

后续很多研究也发现类似的变迁，例如迪顿与凯斯在后续研究中发现，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逐渐被民主党边缘化并感到被抛弃，导致健康状况最差的州在总统选举中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

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出自ADH和Kaveh Majlesi合写的《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他们发现美国政治的极化竟然和中国冲击高度相关。

美国政治两极化趋势由来已久，近年更是风气大盛，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峰。国会议员的投票纪录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一直在扩大。共和党大幅右倾，民主党略为左倾，导致两党中间派人士越来越少。到了21世纪，政治极化的情形更加严重。

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投票，情感极化也是如此。皮尤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 2016 年时，仅有 47% 的共和党人和 35% 的民主党人认为对方“比一般美国人更不道德”；而到了 2022 年，这一比例已分别暴增至 72% 与 63%。甚至有高达 80%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选民不仅仅是在政策政见上不合，甚至连最基本的客观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属川普。2016年川普在造势场合对支持者说：“我可以站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正中央开枪杀人，也不会损失任何一张选票”，表示川粉对自己的死忠程度。川普并多次强调，民主党人这类“内部敌人”（Enemy from within）比中俄朝鲜等外国人更加危险。他说：“我们国家面临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但远没有来自内部的威胁那样阴险、危险和严重，我们的威胁来自内部。”他甚至点名民主党议员是“激进的疯子”，并暗示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军队来对付这些内部敌人。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川普一再强调俄罗斯、中国或朝鲜并非美国最大的威胁，真正破坏美国最烈的元凶，是那些反对他的美国同胞，包含政敌、不听话的官员与主流媒体。

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原因很多，但是很少人将之与中国进口商品连结，这份研究是第一个提出大样本证据，说明中国冲击如何重塑美国政治，造成两极化效应。美国进口增幅最大的时期，就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4.8%飙升至2010年的15.1%。中国商品进口竞争造成的负面经济与社会、健康的效应，已经如前所述，但是中国进口商品如何影响美国政治两极化，则缺乏可靠的证据。

作者们搜集与分析美国从2000年到2016年的政治与经济资料，以及国会和总统选举结果，发现受中国贸易影响较深的选区表现出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极化。在某些领域中，选民对于强左（strong-left）和强右（strong-right）意识形态的支持率都在扩大，而在其他领域中，只出现了纯粹的右倾。但是在那些受到中国贸易影响较低的选区，则未发生这种现象。

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原因很多，但是很少人将之与中国进口商品连结。（法新社）

失去摆荡回温和派的土壤

具体而言，他们发现受到中国贸易影响较深的的通勤区或选区，出现了以下的变化：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增加（右倾），竞选捐款的意识形态极化加剧（极化），以及共和党人当选国会议员的可能性相对上升（右倾）。

受到中国贸易影响较大的郡，如果最初白人人口占多数，则更有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保守派候选人；但是如果受到中国贸易影响较大的郡，如果最初由少数族裔人口占多数，则更有可能投票支持自由派民主党候选人。在这两类投票类型中，两者的提升都以温和派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减少为代价（极化）。在总统选举中，受到中国贸易影响较大的郡更倾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右倾化）。贸易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和种族引发的剧烈意识形态“重组”有关，最终导致政治偏好和经济政策的显著转变。

更糟的是，ADH在后续研究中，发现中国冲击和其他的经济冲击不同，效果具有持久性，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例如比较全球金融风暴和中国冲击，就会发现，两者虽然都造成政治极化，但是效果持久性十分不同。全球金融风暴引发的政治极化是暂时的。选民可能在某次选举中惩罚执政党，但随著经济复苏，选票又会像钟摆一样荡回中间温和派。

但是中国冲击则不同，其带来的政治改变是永久性的重组。它直接移除了温和派政治人物生存的空间。一旦当地的温和派政客在初选中被极左或极右取代，当地的政治生态链（包含媒体收视习惯、政治献金流向）就会彻底改变，再也回不去了。

事实上，在另一篇论文中，ADH发现，中国冲击在 2010 年就达到高峰后，开始进入平台期（也就是不再恶化），但其伤害一直持续到至少作者研究的 2019 年。这和传统经济学不同，传统经济学认为，当某个地方因贸易受创，几年内劳动力就会迁移或转型，经济就会复苏。但是ADH发现，受到中国冲击严重地区的工资低迷、劳动参与率低落、制造业萎缩的现象长达近 20 年没有恢复。既然底层的“经济绝望感”定型了，建立在其之上的“政治愤怒”也就失去了摆荡回温和派的土壤。

※作者为作家，INSEAD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