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款动荡逼近，美科学家争相寻求私人资本

　　今年春天，当川普政府提出对拨款方式进行新的改革时，埃琳·英格瓦尔森(Erin Ingvalson)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这位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语音感知研究人员当时正在等待一个项目的审批结果，该项目旨在研究听力障碍儿童的读写能力。由于政府支持的前景不明，她暂停了博士后研究员的招聘，并提醒合作的学前班，她的项目时间表存在不确定性。

　　“我感觉心里没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英格瓦尔森说。她还表示，“规划长期项目真的非常困难。”

　　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应对联邦资金变数增加的问题。在经历了去年的资金削减和混乱之后，华盛顿正在酝酿的新政策有可能再次颠覆拨款机制。许多科学家正试图推动资金来源多元化，转而争取基金会和私营公司的支持。其他一些科学家则在缩减团队规模。

　　白宫正推动深化对科学投资的全面改革，一项新规将赋予政治任命官员在拨款方面更大的权力，并使研究与政府的优先事项（包括AI和量子计算）保持一致。此外，7月份的一项指令在2,000亿美元的年度联邦科研经费中，将个体科学家的优先级置于大学之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两项变化在实践中将如何落地。

　　一位白宫发言人表示，政府将停止向“政治化研究”提供联邦拨款，并将资金投向“最优秀的科学研究”，以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作为大学科研经费最大的联邦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截至2025年9月底的一年中提供了271.7亿美元，超过了上一年。该机构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无论是其提供资助的项目数量还是承诺提供的资金规模，均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去年成立的旨在追踪联邦研究拨款的监督机构Grant Witness表示，由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受阻，大学研究人员损失了超过5亿美元，该机构估计这些拨款是在2025财年之前的几年里承诺的。

　　Grant Witness估计，自2025年3月以来，近5,800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被终止、冻结或受阻。尽管法院命令及和解协议帮助恢复了其中约4,550项，但各大学已裁减了员工并取消了项目。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该部门正在“将投资重新聚焦于最有价值的科学研究、紧急的健康需求以及全国范围内强大的生物医学研究队伍。”

　　Grant Witness联合创始人、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流行病学家斯科特·德莱尼(Scott Delaney)表示，研究人员应对这一新环境的方式是提交更多的经费申请，希望能增加获得资金的机会。德莱尼自己的政府资金曾被削减，后来才得以恢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减少对年轻人才的投资。根据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55所成员大学的数据，今年秋季，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录取的博士生人数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5%。这是博士生项目连续第二年大幅缩减。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计算学院教授兼院长彼得·斯通(Peter Stone)正在继续竞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政府资金来源。不过，他也在越来越多地争取私人投资，例如来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本田汽车(Honda Motor)等防务和汽车公司的投资。他还在关注施密特家庭基金会(Schmidt Family Foundation)和莱达·希尔基金会(Lyda Hill Foundation)等慈善组织。他仍在为一项拟议的研究筹措资金，该研究将探讨同一车队中的自动驾驶汽车如何从彼此的错误中学习，从而提高道路的安全性。

　　“我们一直试图实现多元化，不过这更多是个程度深浅的问题，”他说。例如，我们“寻找的不只是单一公司，而是不同类型的公司。”

　　斯通说，川普政府指导和启动人工智能(AI)相关项目的一些机制看起来很有前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有几位研究人员的工作受益于美国能源部的“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他便是其中一员。这项新的政府计划旨在利用AI超级计算和其他技术来加速科学发现、能源创新和国家安全。

　　尽管如此，斯通表示，整体环境使得“很难为未来做规划”。

　华盛顿大学和其他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通过争取基金会的支持来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

　　日益激烈的资金竞争促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城市规划与环境健康科学副教授克尔斯滕·施瓦茨(Kirsten Schwarz)加强与当地非营利组织的协调，以避免在申请资金时“自相残杀”、相互挤占资源。施瓦茨研究社区应对土壤污染的方法，包括去年洛杉矶野火引发的危害。

　　她接触了像总部位于奥克兰的环保组织罗斯基金会(Rose Foundation)这样的小型基金会，希望能将足够多的小笔资金凑起来支持一个大型项目。今年夏天，除了努力完成研究论文外，施瓦茨还试图挤出额外的时间来撰写经费申请。

　　“工作量极大，”她说。“我们必须更具战略眼光。”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海洋学家布拉德利·摩尔(Bradley Moore)研究海洋微生物及其产生的化学物质，包括在人类医学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化合物。摩尔能够借助几项联邦经费继续他现有的研究，但由于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拨款延迟，他动用了自己的“应急资金”——过去研究的版税和来自公司的可自由支配资金。

　　他通过自然减员让自己的研究团队从18人减少到12人，并且只招募了一名新的博士后研究员，而他通常每年会招募四名。能不续约的员工，他一律不再续签。

　　“当我在裁员时，”摩尔说，“整个系统就开始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