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受训 揭开新疆“东突”恐怖面纱

　　【万维读者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朱邦造向记者介绍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车臣恐怖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都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应该坚决地反对和打击。”


　　此前一天，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在会晤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我对我们一道抗击这伙罪恶势力充满信心。”随后中方新闻发言人称:中美两国相当级别的官员将在近期就“反恐”合作问题进行磋商。

　　“东突”，更准确地来看，10月10日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里。中新社报道说:唐家璇表示中国深受“东突”恐怖分子的危害。随后，中方新闻发言人称:有确凿证据表明，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阿富汗的营地里接受了训练。“‘东突’分子甚至有跑到车臣参加非法武装打仗的，”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张国凤说。张去年11月访问俄罗斯时，看到的电视新闻报道的画面是:两个被俄罗斯军队抓获的“东突”分子正被移交中方。


　　中国有没有“恐怖分子”？“这一问题，在新疆与中国其他地区、学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兰州大学副校长、中亚问题研究专家杨恕教授说。


　　记者专程赶到乌鲁木齐采访，走到街头并没有感觉与北京有任何差异，但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新疆人告诉记者，“有段时间，差不多半年，我宁可走着上班也不敢坐公共汽车。”


　　对恐怖分子“严打高压”是新疆各种会议上常用的一个词，政府这一政策的成果是记者现在感受到的平和与宁静。所以，杨恕提醒记者，“东突”一词的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时机选择”。而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杨恕说“一直都没有变化”。

　　APEC会议之前，今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今年刚刚完成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99年2月曾遭受到针对他的恐怖爆炸行为，那次在乌首都塔什干的系列爆炸事件使15名无辜百姓丧生。恐怖主义已渐成这一地区顽疾。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反恐声明这样表示:“领导人认为，这种屠戮生命的行径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恐怖行为，不论何时、何地、针对何人，由谁所为，都严重威胁所有人民，所有信仰，以及所有国家的和平、繁荣和安全。恐怖主义对亚太经合组织倡导的自由、开放和繁荣目标，对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信奉的价值观，也构成直接挑战。”


伊犁事件

　　10月16日，新疆《伊犁晚报》的一则判决消息并未引起内地社会过多的关注:案犯阿卜杜勒·迈吉德和阿卜杜勒·艾哈迈德以“危害国家基本利益”被判死刑。相当数量的新疆当地媒体对此只字未提。

　　10月15日执行的枪决有一个重要的因由:分裂分子牵扯到了1997年震惊中外的伊犁事件，这一官方定性为“2·5”打砸抢、骚乱事件的暴力恐怖活动曾造成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死刑犯之一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被指认是此次恐怖活动的发动者。

　　曾经从事法制新闻报道的马女士不知道16日登出的那条消息，但她知道伊犁事件。10月26日，再次提及当时的情形，她的惊骇之情同4年前没什么不同。与大多数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仅仅从图片上，她就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暴力恐怖犯罪给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胁迫。那是一张拍自伊宁市人民医院附近的图片及其解说:

　　——一对青年夫妇春节回家过年，在人民医院十字路口遇到了恐怖分子。“那帮人揪住女的头发，她的胳臂完全反剪过来。他们在她脸上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时就被打死了，那个男的也被打得不像样子。”

　　——一个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一个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一个50岁左右的内地来此打工的三轮车夫在胜利路南端被暴徒用石头、棍棒活活打死；一家三口人在家中被突然闯入的恐怖分子打成重伤……

　　被描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近千幅图片和500多件实物同时出现在“新疆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案件展览”上，除了“2·5”伊犁事件，1996至1997两年间发生的数起颇有影响的暴力恐怖事件也同时出现在展览上。

　　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认为，在新疆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的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1997年的“2·5”伊犁事件是一个升级的标志，也是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顶点。

　　2月5日及随后几天的恐怖活动的规模是空前的。伊宁市新华东路派出所所长开始注意到塔西来甫市场中突然窜出的骚乱分子时，他们还只有30多人，随后迅速扩充到数百人直至上千人。

　　在伊宁市政府任职的一名官员事后看过当时拍摄的录像，录像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他们高呼“把汉人赶走”、“把抓的人放出来”的口号，而政府发给他们的身份证、户口簿、驾驶证等证件都被一一烧毁。最极端的表现是，很多人边走边脱掉“汉人”的衣服，在2月5日——距春节还有两天，距肉孜节还有5天的寒天冻地中，有些人脱到最后就全裸着往前走……


警方后来调查的结果表明，几个“2·5”事件中的骨干分子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他们走街串巷，神秘地说:“不要问我的地址，不要问我名字，我是安拉派来的。”那时他们就强制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他们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营造恐怖

　　在伊犁事件发生三星期后，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发生在1997年2月25日18点30分的爆炸案共造成9人死亡，58人不同程度受伤。社科院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认为，目前对新疆恐怖组织体系的构成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研究成果，而乌鲁木齐的“2·25”爆炸案的组织者行动结构能从一个小的方面说明一些问题。警方资料显示，爆炸案的实施者自发成立了一个非法组织，该组织下设3个行动组:资金筹备组、杀人组和爆炸组。爆炸组又有不同分工，被抓获的吾守尔·艾买提是“2·25”组装者之一，而爆炸组的2号人物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则负责投放炸弹。

　　胡联合博士曾统计1968年～1987年全世界恐怖活动所使用的手段，结果表明，这20年间爆炸、暗杀、(武装)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劫机及劫持车船作为五种主要的活动方式，占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80%以上，而爆炸占57%。这五种手段到了1997年，则占到98%以上，而爆炸上升至67%。研究新疆恐怖活动的有关专家也向记者证实，在中国，暗杀、绑架等手段极少被采用,大多数极端分子热衷于制造爆炸案的暗杀事件，其比例甚至远高于国际平均数。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系王哲教授“2·25”当天就在现场。他和朋友听到震耳欲聋的声响后，先是以为水泥厂在炸石块，又猜测是“军火库炸了”，随后他们看到了被炸掉的公共汽车。后来王哲才知道爆炸在西北路、向阳坡和人民路上的三辆公共汽车上同时炸响，警方侦破案件时发现，每辆公共汽车上实施爆炸的都是一男一女，他们拎着放有定时炸弹的普通手提包上车后，将提包放在车上，随后便下车走人。定时装置指定在下午6时30分，正是晚上下班时间。爆炸的威力是巨大的:西北路上的大客车外壳全部被崩碎，30名乘客腿断肢残，躺倒一片，血染车厢。巨大的冲击波还毁坏了停在大客车前面和尾部的两辆中巴车。

　　选择爆炸为手段符合恐怖分子制造恐怖活动的宗旨，这种恐怖活动一开始就走向滥杀无辜与血腥化。在《新疆法制报》工作的小马在那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宁可走着上班也不坐公共汽车;大多数人也是同样的选择:家近些的或走或骑自行车，家远的宁可天天打车上班，有半年多的时间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是空的。“公汽司机也紧张得很，每上来一个乘客他都盯着看，而只要有人似乎在身上摸索什么东西，立即就有人冲过去将附近的车座底下一类的地方检查一遍，看是否有爆炸物品。”王哲说。


恐怖分子的渊源

　　制造伊犁事件的肖克来提·马哈木提等人在1999年2月11日被抓获。中新社6月16日的报道说，以肖克来提·马哈木提为首的暴力团伙中有成员“曾在某地接受军事训练，窜回新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

　　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恐怖分子接受军事训练的地点都很模糊。6月25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打”整治宣判大会的新闻发布材料中，比较清晰地指出，罪犯吾斯曼·依米提、买买提·热合曼、司地克卡期木、艾克拜尔·阿不都热依木4人在1995年11月至1997年11月间，窜至阿富汗呼苏提地区接受制造爆炸装置的培训。

　　呼苏提是一个相当难找的地区，研究中亚问题及地理问题的一些专家都很陌生这个地名，在大量的资料查找工作后，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在喀布尔东面的地区。

　　1995年11月时，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刚刚从南部坎大哈地区兴起才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到了1996年，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就都成为塔利班的控制范围。有专家推测，呼苏提可能是拉登的训练基地，但是塔利班与拉登的军事训练基地有40多个，“到底是个什么样也还是未知数”。

　　吾斯曼·依米提出生在新疆沙雅县，熟稔新疆各地情况的黄文房说，沙雅县是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河边上的一座小城。27岁时，吾斯曼·依米提被判劳教三年，那年是1991年。从狱中出来不久，吾斯曼·依米提一伙人就到了阿富汗境内，而他经常的身份是“个体工商户”。

　　一起受训的四个人是在1997年12月到次年5月先后返回新疆的。一回新疆，吾斯曼·依米提就着手组织人员进行爆炸培训，他还在乌鲁木齐西山化玻中心买了用于制造爆炸装置的硫酸、磷等化学药品，这些由他和同伙买的化学药品多达8200瓶。这些药品随后按他的要求分运到呼图壁县、英吉沙县、巴梦县、和田市、乌什县、喀什市等地的9个秘密军事训练地点，他手下参加制造爆炸装置培训和其他军事训练的人数多达100余人。

　　流窜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是这些恐怖分子最主要的选择。社科院中亚研究室的孙壮志援引俄罗斯有关部门的统计说，约有200多新疆恐怖分子在拉登基地受过训。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国凤则称中国方面的有关统计表明“1000多人曾在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有趣的是，张国凤去年11月访问俄罗斯时，看到的电视新闻报道的画面是:两个被俄罗斯军队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正被移交中方。兰州大学杨恕教授说，这些恐怖分子目前较为集中地聚集在中亚，另外的一些则在德国与意大利活动。而我们传统认为他们将选择土耳其为活动地点，现在则有了变化。


至于吾斯曼·依米提等人如何到达阿富汗，这种路径的选择也没有明确说法。杨恕推测，比较可能的两条路线一是走开伯尔山口，从南面进入;再有一条不易想到的路是瓦罕走廊。瓦罕走廊虽然始终没有什么正式道路，但是也可以走人。当然，这条路径相对要艰难。

　　王鸣野认为，经商、朝觐都可以是恐怖分子到中亚各国、到阿富汗的名义，所以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入阿富汗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在外。

　　同样的恐怖手段，在南疆和北疆却截然不同。杨恕研究发现，南疆的暴力恐怖事件多，但引发的伤害事件相对要少，而北疆的暴力恐怖事件几乎屈指可数，但却是震惊中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恐怖主义研究者认为，中国新疆恐怖活动的重点地区北疆即伊犁，而南疆则集中在喀什、阿克苏、和田、叶城等处。王哲发现一个等差数列，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有500公里的路程，而库尔勒到阿克苏也是500公里，阿克苏到喀什同样是500公里远。

　　伊犁地处边疆地区，“这里看电视根本不用天线等接收装置，一打开电视就会收看到外国电视节目。”有人总结说，受境外恐怖势力的影响是伊犁恐怖活动的一个特征。这种影响最简单的概括就是:阿富汗是受训地，中亚是活动基地。

　　反恐怖力量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王乐泉在10月24日召开的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称:要对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确保新疆长期稳定和发展”。

　　在乌鲁木齐，大多数人目前都很平和与安然。在学校做老师的李东甚至觉得是恐怖主义是很遥远的事情。李东指的遥远是因为恐怖活动闹得最厉害的是1996、1997那两年。记者在乌鲁木齐采访期间，向每一位接受采访的新疆人询问他们的感觉，得到的答案是:1997年是高峰，现在平静多了，甚至没了“感觉”。经常去新疆进行自己的中亚问题研究的杨恕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判断。这其中的原因被解释说，政府对恐怖势力始终保持着“严打高压”，恐怖活动刚有苗头就被打下去了，因此一般人对此几乎很难察觉。与一般人的感觉相对应的事实之一是，今年5月香港商界考察团在新疆签署的项目投资合约，投资额已逾15亿元人民币。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新疆目前的社会稳定。

　　但对公安人员来说，这种“遥远”是不存在的。乌鲁木齐新市区公安分局干警说，在他们感觉中，“‘9·11’离内地很远，离我们很近”。


今年4月13日，市公安局负责人杜建锡说，在2000年，警方捣毁暴力恐怖犯罪团伙24个，抓捕犯罪嫌疑人267人。

　　10月25日下午记者刚到乌鲁木齐，就听说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恐怖分子杀害公安局局长陈平的消息。陈平在公安系统中年轻有为，“刚提拔上来一年多的时间，人很不错，也年轻，才30多岁。”陈平是在抓捕恐怖分子过程中被当场杀害的。“他把防弹衣让给了同事，否则不会出事的。”新市区公安分局余局长发现，新疆地区的公安局长们的特点是，“在打击恐怖活动中都是冲在最前线的”，而由此牺牲的公安局长也要多于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牺牲的同级官员。有关方面解释说:这一方面证明了恐怖组织的真实存在，同时也证明了警方的打击力度。恐怖活动蔓延至社会、酿成重大事件的几率也因此大大下降。

　　杨恕的实地考察结果之一是:中亚虽然是这些恐怖分子的主要活动地点，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地区是中亚恐怖分子的大本营，但这一地区对中国的影响与威胁并不大，因为这一地区与中国交界地带易封锁，想过境并不容易。曾经到乌兹别克斯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的孙壮志说，即使在中亚国家，他们城市里也是相对平静的，恐怖分子主要集中在费尔干纳山区。

　　中科院新疆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鸣野则认为，中国的恐怖主义停留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无法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严密的组织、长期的历史相提并论。“一般认为，成熟的恐怖组织要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这种成熟性体现在纲领紧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发展壮大的空间。中东的恐怖活动往往以圣战为宗教纲领，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以色列和美国是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对某一群体，而是对整个阿拉伯国家构成了生存的威胁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整个社会都能感受到的，巴勒斯坦就有几百万人被赶出家园，所以，这样的政治纲领的号召力是巨大的。中国境内的恐怖组织也打出圣战的纲领，而这种纲领仅仅会引起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的兴趣，对于世俗社会和大众则缺乏号召力。中国是一个提倡各民族大团结的国家，只要不对抗政府，就不会存在压力，圣战旗号自然立不住脚。”

　　另一个没有号召力的事实是，从事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素质极低，只有个别人是大学生，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很强的组织力。

　　杨恕描述的这些恐怖分子更直接，“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各自为政，搞小派别小集团”。据统计，这些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在境外竟有50多个，“一般状态下，几个人就构成了一个组织”。王鸣野分析认为，分散只是一个表现，恐怖主义在中国没有生长空间的关键是“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权，这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都提醒记者注意今年10月的APEC会议，此次会议，“东突”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大众媒体上。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杨恕说“一直都没有变化”。而此次出现“东突”的价值，只不过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反恐怖的决心。

　　(背景)“东突”——历史与现实

　　上海APEC会议期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解释了中国官方对“东突”分子的定义——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力恐怖的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已经认同的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特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与这一概念相关的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19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并把所属的范围扩大——中亚的俄国部分成了西突厥斯坦，而中国新疆(主要是南疆)被称为东突厥斯坦。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本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19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东突’分子目前主要有两个活动中心。”中国社科院研究中亚问题的青年学者孙壮志说，一个中心在西方，主要集中在德国、意大利，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府;另一个是在中亚，于1990年代初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先后出现。他们一般是处于地下状态，所在国的政府持打击态度。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列举了两个目前较有影响的“东突”分子组织:1.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织，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后被哈官方取缔。其核心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部。2.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其首领是哈科学院一名维吾尔研究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东突’分子是个笼统的概念，并不是某一组织的名称。”杨恕教授说，“东突”分子的组织在在境外大大小小有50多个，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他们一般的状态是由几个维吾尔人组成一个组织。小的组织一般是集会，散发宣传品，训练，贩毒，或者在新疆制造一些暴力事件。大一点的组织在欧洲开展活动，比如开会要求新疆独立等。

　　杨恕和孙壮志的研究都认为，尽管有这么多组织，但他们并未产生一个真正的“东突”分子领导核心。东突分子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基础，他们的经济来源包括在外经商办企业、贩毒和获取阿拉伯国家的资助。（来源：《三联生活周刊》/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