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高速发展　给韩国什么启示？

　　2000年11月，皮肤黑黝、外貌儒雅的一位印度企业家访问了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古尔加翁（Gurgaon）的三星集团办公室。他访问的目的是从三星集团获得1200万美元的投资，而当时三星正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做合作伙伴。他刚刚开始运营通信企业，迫切需要软件研发资金。但三星拒绝了他。因为在印度政府的过度管制下，他的企业因利润降低面临着危机，甚至有即将倒闭的传闻。

　　

7年前的这位“企业家”就是今天印度最大移动运营商Bharti Airtel的总裁苏尼尔-米塔尔(57岁)。在11亿人口的印度，他是排名第6的巨富，财产达95亿美元。7年前他想去借钱的地方是三星集团，可如今三星总裁李健熙(29亿美元)的财产还不到他的三份之一。最近他正与美国沃尔玛联手，意欲掌控印度流通市场。随着印度股市不断上涨，他的个人财产也在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2003年记者曾到中国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SICA)进行了采访。在介绍日新月异的中国半导体现状报告会上，负责说明的工作人员是一位美丽的汉族女性。当时与记者同行的国内半导体企业职员回忆说：“3年前她是端咖啡的底层职员。”我不禁有了这样的想法，端咖啡的员工在3年间成长为报告会上的发言人，这是否象征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速度呢？

　　这就是成长的好处。7年可以成为亿万富翁，3年可以从底层做到骨干。虽说应该警惕被高速成长掩盖的阴影，但成长毕竟要比不成长好。在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中国和印度，成长带来的成功神话比比皆是。
 
    韩国也曾有过辉煌经验。对我们来说，成长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总是以成长为前题进行了消费，以成长为前题计划购房。白手起家的英雄也层出不穷，他们既是成长的原动力也是成长的证人。

　　但如今情况变了太多。人人都在努力，但生活依旧不见起色。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到社会上，却发现赋予每人的机会是如此有限。在欲望与机会不成比例的时代，这个世界又怎么能让人感受到美好？有人说，这是过去成长至上主义的结果。果真是如此吗？谁该为今天没有成长，今后也没有成长前景负责呢？

　　我们拥有的诸多难题，要从成长停顿中找到其答案。成长停顿令竞争加剧，由此大家不愿冒险而选择安全。只顾安全又加剧了竞争，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如今，“10年后”不再是“充满希望”的代词，仅意味着“未来不明朗”。

　　需要成长并非仅因为钱。比钱更重要的是“我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即使是为了这种自尊，成长也是必要的。治疗成长中的痛苦，最好的药方恰恰是成长本身，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总而言之，成长不应该是已经达成的过去，而应该是努力去达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