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大英帝国着名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给美国写下了几段诗。他写道：“挑起白人的负担。残暴的和平战争/填满饥荒之口/让疾病却步。”如今美国有一位黑人总统，没有哪位公共知识分子胆敢使用吉卜林的帝国主义语言。但认为美国承担着维持世界安全的特殊责任的观点仍生机勃勃。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唿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时就暗含了这种思维，总统宣称：“我们是美国。”这勾勒出美国在打造并捍卫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但美国仍愿意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发起“残暴的和平战争”吗？这是美国国会争论是否干预叙利亚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奥巴马本人的犹豫不决以及美国的民调结果凸显出，很多美国人对此持严重质疑的态度。而英国决定不对叙利亚实施任何军事干预，这很可能增强美国的不干预立场。在吉卜林去世近80年后，英国很多人认为，议会决策发出的信号表明，英国最终放弃了维持世界安全的后帝国主义本能——即便是作为美国的治安副手。
英国是全球第四大军事强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成员国，因此其对叙利亚问题的决策将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但如果美国也加以效仿，那就真的是惊天动地了。然而这种可能性明显存在。在打了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厌倦了打仗，而且美国经济因衰退而削弱。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不再那么依赖于中东。自奥巴马而下的所有美国人都不再幻想，美国大兵在国外会受到鲜花迎接。相反，正如吉卜林警告的一样，他们已经学会了面对“受帮助者的责备/受保护者的痛恨。”
正如在英国一样，美国外交政策机构与公众之间似乎出现了分歧。美国外交政策机构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应该维持全球安全，而公众则日益怀疑这种做法。民调显示，几乎四分之三的英国公众认同议会针对叙利亚的决策。同时，美国国会展开争论的大背景是，民调中支持与反对总统巡航导弹打击计划的美国人势均力敌。
关于叙利亚的这些焦虑完全可以理解。尽管奥巴马再三强调他的意图仅仅是考虑实施有限打击，但有些问题他确实无法回答。如果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不受威慑，再次使用化学武器，那将如何？我们打算忽视叙利亚境内其他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吗？美国能拿出来针对叙利亚未来的任何可行的政治愿景吗？向大马士革发射几枚导弹，期望事情有所好转，似乎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战略。
还有更加广泛的问题。自1945年后，美国一直视自己为全球安全的守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干预每一场冲突，制止每一次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没有干预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就像今天的叙利亚冲突一样，作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被美国信任，也涉及到使用化学武器。
从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出这样的观点：美国当今的责任包括干预尤为血腥的内部冲突，或对某些特殊武器实施禁令。这一观点起源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波黑战争以及作为反恐战争一部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新原则的发展。
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下了很大力气发展这一自由干预主义原则。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讲中雄辩滔滔地说：“如今我们应该回归更加传统的外交政策吗？胆子更小、更加谨慎的政策？降低了理想色彩，更加务实，更愿意容忍不可容忍之事，就是因为害怕干预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英国下院明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拒绝接受布莱尔主义的遗产。
如果美国国会拒绝干预叙利亚，将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在如下问题上也在回归更加传统、更加谨慎的观点：外国势力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才有理由部署军力。因此，理论上，拒绝针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全面退出全球警察的角色。问题在于，美国的决策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发出更加广泛的信号，这也会鼓励阿萨德政权更加残暴。这是因为，从太平洋到海湾地区到俄罗斯-波兰关系，对美国“红线”不可逾越原则的信仰支撑着大部分全球安全架构。
不管好坏，奥巴马针对叙利亚画下了这样的红线。正如他在上周末所表示的一样，如果美国没有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美国的对手就会得出某些结论，美国盟友也会面临同样的境况。如果美国国会投票反对对叙利亚采取行动，那么日本、以色列和波兰等国政府都会感到更不安全。全球对美国警察的倚赖，远超过美国意识到的程度。（作者 吉迪恩?拉赫曼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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