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两闯南海 中国只能干瞪眼？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闯入我国南沙群岛渚碧礁12海里以内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12月10日，美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又进入了我国南沙群岛华阳礁附近空域两海里范围内。

　　可以预见，2016年，美国将继续在南海进行此类闯入，并且不排除邀请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国（如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联合巡航。

　　之前有消息称美国海军最快会在2015年12月进行第二次巡航。12月既然没有行动，那么不排除下次巡航时间是2016年1月或2月。

　　10月27日针对渚碧礁的第一次巡航一般被认为是“无害通过”。这在美国引起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因为美国认为渚碧礁是“低潮高地” ，不具备12海里领海权；但在国际法上，“无害通过”反而默认了渚碧礁的12海里领海权。

　　美国国内的一种解释，是渚碧礁和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中业岛相差不过12海里，“无害通过”针对的是中业岛这个拥有12海里领海的“岛屿”，而不是渚碧礁这一没有12海里领海的“低潮高地”。

　　美军下一次“巡航”的目标很有可能是中国美济礁。这是因为美济礁和渚碧礁一样，也是美国认为的没有12海里领海权的“低潮高地”。但美济礁和渚碧礁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美济礁12海里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岛屿或岩礁，所以没有巡航渚碧礁时可以作为借口的海域重合的因素。

　　正因如此，美军或许不会再以“无害通过”的方式巡航美济礁，而是会进行一些有目的，但还是象征性的军事活动，比如出动直升机、打开火控雷达或者让P8侦察机也飞入美济礁12海里领空。

　　美国到底想干吗？中国应该怎么办？

　　美国的“巡航”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维持其军事力量在南海的战略介入，并确保这种战略介入不受中国的干扰；二是想让中国进一步明确关于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声索主张。

　　中国与美国在此类巡航上的博弈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对相关岛礁及其周围海域的控制权，同时把军事对峙控制在一定的强度以内，不至于因为此类“巡航”而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其实美国也不愿就此与中国冲突）。

　　美国军舰如进入美济礁 12海里，中国可大致延续第一次应对“拉森”号的方式，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与警告，也可以同时让海警或渔政船干扰美国军舰的行动，不让它舒舒服服地进出。

　　大动干戈容易擦枪走火，同时美国可以借机在国际社会宣称中国强加“低潮高地”12海里领海权（这在美国看来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符），从而发动国际舆论战围攻中国。

　　这样的应对方式比较克制，也可以说是一种战略忍耐。在现在的条件下，战略忍耐的收益要大于战略冲动，它至少可以达到两个政策目标。

　　一是让美国人意识到美军在南海的战略介入目前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未来将成为中美在亚太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这可以促使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严肃的战略对话。中美海上安全合作与战略对话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是这种比较克制的应对方式，使美国想让中国澄清南海主张的意图无法实现。美国很可能会在事后说，既然中国容忍了美军以“非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美济礁12海里，那就意味着中国承认美济礁这样的“低潮高地”不具备12海里领海权。

　　对美国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解读，不妨予以不置可否，不承认也不否认，以此在南海领土与海洋权益主张上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为将来的政策变化预留空间。而且，中国也不是随意让美军进入12海里而无所作为：只要有跟踪、监视、警告、干扰等低强度的对抗，就可以向外界发出中国不承认美济礁是没有12海里领海权的“低潮高地”的信号。

　　在对外宣示上，可以继续强调美军行动威胁到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目前的政策是要在主权权益主张上保留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那么不妨多强调安全利益，即美军行动影响到了美济礁中方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说法。

　　同时，在对美外交层面，应质问美方：什么是所谓的“常态化巡航”，如何界定“常态化”？应同美方明确：中国不会容忍美军频繁的“巡航”行动（如每两个月一次），中国的应对方式取决于美军舰只挑衅的程度以及“巡航”的频率；挑衅程度越高，“巡航”越频繁，中国反应的烈度也会越大。

　　至于美国是否会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巡航”，这取决于美国如何进行舆论造势以及这些国家自己的外交与战略考虑。

　　舆论出击，散其羽翼：反制美国的“自由航行”

　　如果美国在地区舆论上继续发动攻势，中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我们在南海舆论战上采取主动应对甚至出击的态势，不能总是被动反应。

　　国家主管南海事务的决策机构应制定明确有效的南海舆论战的策略，动员国内国际力量发出更有可信度的中国声音。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应对相关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日本）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或者至少进行预防，不让这些国家在与美国联合巡航的路上越走越远。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联动。

　　从最近澳总理特恩伯尔访问日本的情况来看，两国南海立场已经高度趋同，实际上表明日本在拉拢特恩伯尔政府上花了巨大的功夫。

　　特恩伯尔与中国有长期深厚的关系，曾被我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同事休·怀特教授称为“澳大利亚的中国先生”。现在出现这一状况，中方似可做出更积极的应对。

　　美国搞“航行自由”宣示是无法阻止中国进行岛礁建设的无奈之举，中国大可从容应对，不必反应过激。

　　美军巡航南海不可怕，上述策略或许能有助于应对这一局面。但值得考虑的是这种应对总体上还是被动的应对。要想化被动为主动，中国还可以设计一个更宏观的反制美国“航行自由”这一军事外交政策的针对性策略。制定这样一个策略已经刻不容缓。

　　张锋：最好的外交应该像汽车人那样，既正义又强大

　　“外交学人”的“瀛寰新谭”专栏日前刊出了《130年前中国“失去”缅甸》一文。作者张晓川在缅甸被英国吞并130年之际，旧事重提，揭出儒家“恃德不恃力”的传统对历史上中国外交实践的浸润。认为外交当追求正义、实力、利益三者的平衡。今日刊出的张锋文章与张晓川之文前后相映。他指出最成功的外交一定是道义与实力结合得最好的外交。即“道义现实主义”的外交。中国近期的外交可谓在实力背景的基础上弘扬道义，但如何在道义与实力间取得平衡，仍是未来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近年来的一件可喜可贺之事，是清华路径与道义现实主义的崛起。自2004年起，以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穷十年之力，研读先秦政治思想与历史经验，提出了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新著《世界权力的转移》一书反映了这一研究的最新进展。

　　我曾在一篇书评中把这一研究取向称为“清华路径”，把其理论成果称为“道义现实主义”。

　　道义现实主义有不少学术上的创见，是对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国式的丰富与补充，并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野。

　　对于当前的中国外交，道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贡献，是在实力背景的基础上重新提倡道义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

　　有人说，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百年国耻”之故，中国人深切感受到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根本性作用，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都以追求实力为主。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是认识到了实力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自那时以来中国人追求的国富民强的目标，也即是以实力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

　　但这种对近代中国外交的看法颇值得商榷。中国外交一直都有道义性的一面，只不过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时强时弱。

　　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深重，民族主义大兴，但当时的中国外交还是继承了一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世界主义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非不可调和。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外交的道义性更加强烈：猛烈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就是要把中国塑造成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特殊道德体。

　　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对外政策的原则性而非功利性，即其所作所为代表了平等与公正等普遍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原则性就是道义的一种体现。建国后外交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私援助，都能用道义驱动来解释。

　　近代中国外交不缺道义。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忽视了这一道义层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富民强的目标太紧迫，另一方面恐怕也有一种对外交道义的怀疑与轻视。这种怀疑与轻视也有历史原因。

　　有人说，晚清就是因为同西方列强讲仁义而受尽只讲利益的列强欺凌，因此讲仁义道德的外交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外交必须讲实力、讲利益。他们认为传统中国外交的道义性太强，利益性太弱。

　　但这种对古代中国外交的理解也有失偏颇。实际上，传统中国外交也是道义与实力的交织体，只不过这两者的比重会因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

　　我曾研究过明朝初期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外交战略，发现工具性的实力外交占了79%的比重，剩下的21%是道义外交。

　　最成功的外交是道义与实力结合得最好的外交，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全盛期就是中国外交找到道义与实力黄金搭配的时期。

　　其实，这一道义与实力两者不可偏废的道理与历史经验，不仅适用于中国外交，也普遍适用于大国外交，包括美国外交。

　　美国外交出现问题，要么是滥用实力，要么是道德主义泛滥。而实力的滥用与道德主义的泛滥一旦结合，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最近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秩序的崩溃。

　　基辛格对这一美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深有体会。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他提出了实力与合法性的平衡问题，而合法性即是道义外交追求的一个核心目标。

　　他写道：在实力与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政治才能的精髓所在。没有道义支撑的实力外交只会把每一个争端都变成检验实力强弱的机会，纯粹的实力外交只会导致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锱铢必较与睚眦必报。另一方面，不考虑实力背景的道义外交则往往觊觎于“圣战”式的无法企及的政策目标。这两个极端都能导致外交的失败和国际秩序的失衡。

　　道义与实力，是中国外交的两端；如何取其中而张弛有度，是中国外交的挑战。道义必须驾驭实力，以防实力的滥用；实力必须克制道义的冲动，以防极端理想主义的盛行。

　　历史上的中国外交既不缺道义思维也不缺实力思维，但道义与实力的黄金搭配始终是个难题。本届政府明确提出“新义利观”的概念，与道义现实主义不谋而合。

　　但如何在实践中做到“弘义融利、以义为先”，却是不小的挑战。中国实力越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呼声越响，这其实就是要求中国外交发展更多的国际道义。但道义与实力的目标时有矛盾，如何两端取其中而平衡之，是未来中国外交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