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中印“洞朗战争”的原来有这四大派

　　中印边境对峙，也是一场舆论对垒、对战的过程。中印对峙前50天，西方舆论当中有过中印对峙可能走向战争的声音，但当时的讨论都是局限于一种“可能性”。但是，50天后，中印依然互不让步，且军事战备氛围渐浓。舆论认为，这已经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中印要么长期对峙下去，要么在某一时刻打一仗。 

　　莫迪政府8月9日向英国媒体路透社透露，中印就双方撤军的外交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中方拒绝了印度提出的中国军队后撤数百米的建议。或者说，中国拒绝回应“中国先撤军”的印度提议。 

      为了一小块不起眼的土地，就彼此摊牌，足以反映出中印“龙象之争”的激烈，以及这块土地具有的战略要义。现在，“子弹尚未飞起来”，西方舆论就已吹响中印“2017年洞朗战争”的号角，中国、印度、美国等国家战略分析师、学者等开始设想中印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及后果。战争往往是相互的，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西方猜测洞朗对峙如何收场时，大致存在四种声音：挺印派、挺华派、中间派以及建议让美国“挺身而出”。 

　　挺印派：中国代价更大 

　　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亚洲问题专家史密斯（Jeff M. Smith） 7月27日向《纽约时报》说，中印双方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互不让步，彼此释放给对方和外界的信息都很相似，这样很有可能会导致战争。不过，史密斯强调，中国在此次同印度的对峙中不会得到什么，只会加重印度年轻人对中国的不信任，进一步拉近印度同美国和日本的距离。 

　　这种“扬印抑华”的声音在西方舆论和印度媒体当中很普遍，认为如果中印开战，中国受到的伤害远大于印度。《印度时报》8月9日一篇文章套用“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中国作为“大国”，若与印度为敌，必然会自毁前程。它的逻辑是，20世纪纳粹德国蚕食欧洲、美国发动越战、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进犯欧洲、19世纪大英帝国两次入侵阿富汗，最终都是以“大国命运宣告终结”的败局首场。现代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地位。 

　　这家媒体将中国描述为“狂傲自大”、“过度自信”或“言行鲁莽”的“大国”，认为除了近年出现的经济问题外，中国还将自己卷入了地缘政治争端（比如朝鲜和南海）。且不说这家印媒将“洞朗对峙”（而非朝鲜或南海问题）形容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它对洞朗对峙问题的描述也非常偏颇。 

　　比如，它认为是中国“入侵”了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地带，言外之意就是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者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对于中印贸易，如果中印开战，它也认为中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最后，它得出的结论是，2017年不是1963年，今非昔比。印度、日本和美国都有挫败中国野心的能力，方式就是通过贸易制裁、联合军演和外交施压，包括美印、日印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挺华派：印度不占理 

　　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官方机构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官方媒体已密集就此次中印对峙发声。如果将中国舆论总结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提醒中印贸易实力差距；防止国际第三方势力介入；不放弃军事威胁。 

　　对于中国舆论，西方媒体自然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很少为中国发声。不过，也有一些声音站在了中国立场这边。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说，此次中印对峙和以往不同，考虑到当前中印关系的紧张，不丹这一第三方国家的牵涉，以及对峙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此次对峙很难轻易得以化解。最微妙地一点是，此次是印度军队首次在第三方国家和中国军队对峙。 

　　也有美国学者直接呼吁印度撤军。美国休斯敦圣汤姆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泰勒（Jon Taylor）认为，在莫迪结束访美之际，印度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违反了国际法。印军这种入侵应该是中印加大地缘战略竞争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特朗普拉拢印度”的影响。 

　　泰勒认为，中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和容忍度，印度方面并不理解中国在洞朗地区既有存在的广度，也不理解中国在该地区保持存在的决心。如果此次对峙引向战争，印度还有可能重蹈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覆辙，输给中国。 

　　挺美派：时刻准备斡旋 

　　印度媒体一直都充斥了美国支持印度的声音。比如，中印对峙期间，莫迪政府通过和美国等国的“军事进购大单”、“幕后外交斡旋”、“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等方式，强化自己在地区的战略存在。 

　　当然，美国国内也开始出现一些“美国不应该袖手旁观”的建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中情局（CIA）分析师里德尔（Bruce Riedel）8月7日在美国《每日野兽》网站撰文称，中印作为两大经济体和核大国，长期对峙可能对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虽然双方均未要求美国介入斡旋，但是两国对峙也让美国的利益面临风险。特朗普政府应该时刻准备外交斡旋，派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同时要高度关注美印军事关系。 

　　里德尔曾在2015年出版《约翰·肯尼迪时期被遗忘的危机：西藏、CIA和中印战争之精装本》。约翰·肯尼迪在中印1962年战争中站在了印度一边。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印度文化与文明教授刚古力（Sumit Ganguly）说，如果美国表现冷淡，不支持印度，印度就有可能采取和中国一样的强硬立场，美国所期待的那种中印直接对话解决问题，在短期内就不可能实现。一些美国保守学者甚至建议特朗普政府借此次中印对峙，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 

　　这类支持美国介入的声音对中印边界对峙的性质存在误解，也对中印1962年战争的历史存在误读。它们片面地认为是中国“入侵”他国，永远把中国定性为“改变规则”、“改变现状”的麻烦制造者。这种也忽略了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方面坚守的“双边解决”原则。中国历来反对领土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第三方势力介入搅局。 

　　中立派：最好外交解决 

　　这一派的声音主流是不支持中印此次对峙演变为战争，认为双方“迟早”会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此次对峙。当然，为了支撑这种和平解决的观点，它们会找到各种中印不开战的理由。比如，英国《电讯报》8月9日称，此次中印洞朗对峙其实是习近平对印度的一次心理战，而印度则决意和中国长期对峙，打持久战。在中共十九大（即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习近平需要强化军方和建制体系的支持。莫迪2019年也面临印度议会下院的选举，也需要对外展现强硬。 

　　这类舆论在西方也很普遍，将中印国内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双方对峙只是一种“政治需要”，到了一定时机自然会通过外交解决。现在，很多舆论都在猜测，中印会赶在9月厦门金砖峰会举行前解决这次对峙危机。 

　　当然，还有一种“中立”的声音指向了美国。虽然印度官方存在强化同美国战略合作的意愿、印度媒体也存在宣传美印关系的氛围，但特朗普政府介入这种领土争端的可能性非常小。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憎恶国际多边主义或干涉主义，是一个内向型总统。他关心的是如何刺激和增加就业、通过税改、解决朝核这一国家安全威胁等。 

　　这四种舆论都凸显了中印对峙升级的潜在风险，以及此次中印对峙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之所以存在这种“战争”的猜想，一方面离不开中国威胁论的阴影，另一方面离不开两国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公关”，以及中印对峙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