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对华强硬底气何来 看看这些就明白了

建议莫迪好好算算中国的数据!

6月中旬,中方在洞朗地区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印度外交部声称,中方近期的修路行动给印度“带来严重安全风险”。洞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正常的修路活动,这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完全正当合法。

7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曼谷就中印对峙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方应“老老实实地退出去”。该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印度对华强硬外交政策民意基础的关注。将2017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美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与2016年9月发布的民调报告《印度与莫迪:仍旧处在蜜月之中》结合分析,足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近两年印度民意对华态度的变化状况。

整体而言,近三年来,印度社会对华的好感度在不停地下降。皮尤的数据显示,2014年时印度对华持正面积极认知的占调查人数的35%。2016年9月的民意调查则显示,只有31%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36%的对中国没有好感,33%的对中国没有任何看法。2017年7月发布的调查则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对华持正面积极认知,41%对中国持负面消极认知,足见近三年来印度民意对华好感度整体下滑的趋势。

与之可作对比的是,巴基斯坦仍旧是印度人最没有好感的国家。最新的调查显示,73%受访者对巴基斯坦没有好感。另一个趋向则是美国在印度似乎越来越受好评,56%的受访者对美国怀有好感,只有13%没有好感。这事实上反映出印度整个社会越来越西化的趋向。

受教育程度与对华认知存在很大的关联性。整体而言,印度的精英阶层更“反华”,而普通民众对华则更普遍地选择“无所谓”。

7月底到北京参会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曾主张“提高印度的导弹技术以瞄准中国的经济设施”

皮尤的调查显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41%对中国没有看法；大学文化及以上的印度人中,仅有8%没有看法。与此同时,问及中国相比于印度的竞争优势,在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有61%受访者非常担心中国的竞争优势；而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仅有38%担心中国的竞争优势。对于“中国是否构成对印度威胁”的问题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只有2%没有作出回应,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却有28%不作回应。

就党派而言,具有印人党背景的人士与国大党背景的人士的相比,明显地更多地认为中国是威胁。印人党有54%的受访者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国大党为44%；印人党有50%受访者担心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国大党为37%；印人党有48%受访者担心与中国的领土争议,国大党为39%。印人党有46%受访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对印度的影响,国大党为37%。这就能够解释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亲美倾向以及对华强硬的外交姿态。

不过,对于莫迪的对华政策,民意调查显示印度社会支持与反对的比例大致保持相当,且近两年内这一趋势一直得以保持。2016年9月的民调显示,38%的受访者支持莫迪当前的对华政策,32%不支持,而另外30%则没有看法,这一调查结果与2015年的民调大致相似。另一方面,对印度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印度民意越来越“自信”。2016年9月的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印度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有15%认为更不重要,13%没有答案,4%认为与过去一样。这也显示莫迪外交在印度的支持度仍旧较高。

印度对华认知中的“忧虑”

印度的公众知识分子对塑造印度社会对华认知具有很强的影响。在印度媒体和智库里,活跃的都是前政府官员(外交官、军官等)、著名学者,他们在报纸以及网络上开设专栏,对印度内政外交进行评论,涉及议题面广,传播力强,民意引导力强。尤其是几个重要的英文媒体,经常发表涉华外交战略的评论,拉贾·莫汉(RajaMohan)、曼诺吉·乔什(ManojJoshi)等是学者中的活跃人士,而前外秘萨仁山(ShyamSaran)、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Menon)则是退休高官里的理性派,相对客观的分析总能给“疑华”的大氛围提供一剂清醒剂。

过去,印度的公众知识分子们特别喜欢凡事与中国作比较,总有“一决高下”的意味。印度总不忘以“龟兔赛跑”的故事来增强信心,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而印度则具备长期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是变小,而是越来越大,这使得中印对比的叙述方式越来越“不受欢迎”。相反,带来的一个负面因素则是印度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焦虑:印度越来越担忧中国可能发展为亚太地区的“单极霸主”。

在印度担忧中国的诸多问题中,领土边界的争议仍然是印度对华担忧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中巴关系,然后才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过,整体而言,印度对这四个问题的担忧程度都差不多。

大致的民调情况显示:第一,对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70%受访者认为构成了对印度发展的威胁,其中45%认为是印度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印度民意又很矛盾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42%受访者认为美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而认为中国可能领导世界经济的只有11%。第二,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69%受访者都认为构成了对印度的威胁,其中46%认为是严重威胁。第三,对于与中国的领土争议,69%受访者认为是对印度的严重或者较为严重的威胁。第四,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69%受访者认为构成了印度的威胁,其中48%的受访者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另外21%则认为某种程度上算是种威胁。

当然,在忧虑不断增大的两国实力差距的同时,印度的对华认知中也出现越来越多主张“学习中国”的声音。特别是鉴于中印两国国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主张要借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治理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多,如经济开放的政策、环境治理的模式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印度民主的优越感也在降低,很多分析开始认识到印度的民主制度事实上阻碍了印度的快速发展,主张印度不应该一味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系,更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

同样由于中印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致使印度在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机制中,对华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支持中国在未来的新世界秩序中发出更大声音,因为中国的很多呼声代表着印度的需求。但是,由于中国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印度可能被迫不得不“追随”中国,因此印度也认为需要时刻对中国的主张保持警惕。

如何消解印度民意中的对华负面认知

印度对华的消极认知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期望短期内解决是不现实的。对中国“背信弃义”等认知上的偏见,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有在政治外交关系上取得大突破,才能根本上扭转这一整体大趋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意调查中也显示出近三分之一的印度普通民众对中国并无好坏的直接观感,而负面事件在印度对华认知中存在着严重的影响。对中国而言,有必要在几个方面对对印工作作出改进。

首先,举办中印交流活动时需要更注重印度人的感受。以中印之间的年度青年百人团的访问为例,这是官方组织的重要的机制,为很多印度未来的精英们提供了初次认识中国的机会。在诸如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有必要更多地向他们展示更加全面的中国。过度地宣介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反而可能导致他们的心理落差。可以更多地给印度精英提供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城市管理等方面成绩的机会。

其次,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中直接负责编辑业务的多为印度上层精英。虽然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存在左中右之分,但在涉华报道上基本上都趋于“中偏负面”,从某种程度说媒体的报道偏好与总编辑的中国观有很大关系。印度媒体的私有性质,致使其在对华报道中“乌龙”事件频发,甚至故意去追随印度民意渲染中印之间的消极面。因此,可以有选择地做一些印度媒体方面的工作。

再次,中国应更加重视印度对中巴关系、恐怖主义的忧虑。从民调就看得出来,在印度精英眼中,巴基斯坦一直是对印度最具有危险性的国家。所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令印度内心十分焦虑。另外,印度社会的开放性、宗教性和民族的多样性,也使得它对于恐怖主义的抵御能力很弱。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印度有着非常强烈的诉求。因此,中国在对印政策中也有必要更加重视印度的这一内在安全诉求。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