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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德后一个问题始终让我纠结:德国和日本两国为何对历史的反省会如此截然不同?
1985年我随王蒙率队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柏林,与德国诺奖得主、《铁皮鼓》作者格拉斯二次相会。二十七年后,他发表了批评以色列及德国政府的诗作《非说不可的话》,这首
有一种观点:“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我赞同这种说法。加入名为 Unitas 的社团后,我向德国友人提问:“你们对那段历史作何感想?是否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回答是:“我们从不认同纳粹政权,它跟我们不能同日而语。”他们表示纳粹迫害的不只是犹太人,还有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就无一例外会遭到迫害。他们这个历史传统悠久的知识团体在30年代被严厉取缔就是一例。
“我们虽是同一民族,但政见判若云泥。反法西斯组织白玫瑰绍尔兄妹和谋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冯·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们代表着日耳曼民族的正直与良知。”
一位年长会员说,1950年代初他去美国,总是被人问:“你也是纳粹吗?” 他说:“好像我们是个德国人就是纳粹!” 我问他们如何作答,他们说:“我会尽力解释,万一解释不通,这历史的包袱只能承担下来,谁让我们是德国人!然而我们的民族共识是,对那场人类劫难承认得越彻底,我们的包袱就越轻。新纳粹主义只会让我们再次承担起历史的重负。”
德日两个民族对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许源自国情不同。
“二战”时的日本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几乎没有出现过对本国公民的大规模迫害与屠杀,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对外侵略是一场民族战争,赢则俱荣,败则俱毁。一旦国家认罪,则意谓着每个人认罪。因此战后几十年来历届政府都死不道歉,甚至试图歪曲历史。
而德国是撕裂的。1980年代,分裂的东、西德国都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如何对纳粹的清算,都把历史的罪过推到柏林墙的另一边。说来也巧,两个集中营,一边一个。
另外,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战后四周强国林立,若想摆脱历史,脱颖而出,唯独了结过去,从零开始。而在当年的亚洲,日本一家独大,这种压力对日本微乎其微。
日本现行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德国是行不通的,德国民族与纳粹历史的决裂已被写进法律。任何一个德国政要想留守政坛,务必与历史划清界限,无条件地同情、支持、帮助犹太人,而这正是格拉斯被指责的焦点所在。
同时,欧洲敏感的地缘关系也迫使德国走这一步,英、法两个战胜国无时无刻不死死盯着,一再翻旧账,容不得丁点的风吹草动。执政党对历史的态度,更是在野党攻击的法宝。这种精神压力,日本人是感受不到的。
这两个民族都身负历史罪孽,但国情相悖,也导致了一国彻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另一国则麻木不仁,至今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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