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文章说，中澳关系的下滑听起来像是世界大势图景中的一个小细节，但却值得密切关注。因为这说明中共对国际社会要求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早就极其敏感。
世卫专家武汉调查结论不能令世界信服
北京和堪培拉关系的恶化令人震惊。就在2014年，习近平还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赞扬一项新的贸易协议以及“澳大利亚与中两国之间有着浩瀚的善意海洋”。但过去一年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食品和煤炭征收了惩罚性关税，澳大利亚则指控中共官员犯有种族主义和战争罪行。
北京这种“战狼”式外交往往适得其反，但也是中共谄媚习近平的国内体制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体制通过审查和镇压实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期望一个对内封闭的偏执狂体制，在与外部世界接触时能够灵活、开放是不切实际的。中共外交官发出的大量咄咄逼人信息，主要是为中共国内的普通公民或老板准备的，目的是显示习近平的中共国站起来了。
但中共国被追责的风险仍然很高。在过去一年里，习近平政权成功地改变了对新冠肺炎的说法。北京在受到新冠肺炎的首次打击后，想方设法彰显出在控制该疫情方面，相对于高死亡率的西方所取得的成功。不料现在美国新的调查要求，突然使习政权再次成为焦点。面对这种极其困难的局面，中共国本应竭尽所能寻找朋友。但习政权及其战狼外交官，过去一年却一直在疏远潜在的合作伙伴。最新的打击是，欧洲议会决定冻结批准中国和欧盟之间一项重大投资协议。此前北京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机构实施了制裁，作为对欧盟制裁新疆官员的回应。
2020年年底，中共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公布一份文件，列出对堪培拉当局的14项不满，其中包括阻止投资交易，资助“反华”研究等。但有一项不满尤为突出。追溯双方争端的历程，中共真正升级争端的时刻，正是堪培拉要求对新冠肺炎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赋予国际调查专家“武器调查员式的权力”之时。当时中共驻堪培拉大使警告说，感受到侮辱的中共国消费者可能会抵制澳大利亚农产品。几个月后，北京就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
虽然北京最后同意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前往调查，但调查人员所能看到的情况极其有限。中共显然绝望地企图控制调查结论，结果却适得其反，更激起世人对中共国企图隐瞒事实的怀疑。实际上北京对调查的反应，并不能用内疚来作合理解释。更大的困境是，中共对外界的任何批评，不论是对新疆、台湾还是新冠肺炎，都以威胁、辱骂、国家机密等作为回应。
过去一年，中共国与印度的关系也逐步恶化。对新德里来说，转折点是双方军队去年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流血冲突。印度高级分析人士认为，2020年夏天，习政权感受到新冠肺炎追责的压力，可能是决定升级喜马拉雅山区局紧张势的背后因素之一。
如果北京感到重新陷入新冠肺炎追责调查的漩涡，中共国将再次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以便转移国际视线。但了解新冠肺炎大疫症是如何开始的，这种强烈要求虽然充满风险，却也必定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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