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危机：东京之困背后，奥运会已尴尬了许多年

　　2020东京奥运会悄然落下帷幕。回顾比赛全程，尽管日本和东京民众对奥运会的抵触情绪，似乎悄然被“东道主式兴奋”所部分取代，但“2021年的2020东京奥运”本身，就让人感到无言的尴尬。

　　许多人将这一切归咎于突如其来的新冠（COVID-19）肺炎疫情：正是由于疫情的肆虐，导致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在2020年先是叫停东京奥运火炬接力，继而将奥运会本身推迟了一年。

　　正是由于疫情的久拖不去，东京奥运才在今年7月12日东京等地“第四次紧急事态”影响下，成为既没有境外观众和游客，也没有本国观众和绝大多数“周边”商业活动的“清零奥运”，导致几乎所有预期票房收入和绝大多数赛地周边商业营销收入的一并“清零”。

　　令原本希望借继1964年后再度举办奥运，宣示日本结束“泡沫经济”后“停滞20年”的痛苦、重返经济和社会发展快车道的日本内阁好梦成空。踌躇满志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借病退隐，仓促接任的“救时首相”菅义伟勉为其难。

　　也正是由于疫情的“挤压”，日本和东京民众对奥运“抢占交通资源”“抢占卫生防疫资源”颇有微词，直到奥运会正在进行时仍发出“万一疫情出现高峰，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到底优先保障谁？奥运村还是市民”之类的尖锐问题。

 

1　疫情引起奥运危机？

　　7月8日《福布斯》杂志上一篇题为《东京奥运危机为商界领袖所揭示的教训》文章指出，本届东奥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远非仅用“疫情”二字便可蒙混这么简单：政商精英决策者当初申办、筹划和组织时过于一厢情愿，想的有利因素过多，却忽略了诸多其实早有萌芽、也不断有人提醒和预警的不利因素，结果在筹办过程中预算一再超标，危机管控捉襟见肘。 

　　事实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东奥组委会就被接二连三的困局所困扰，以至于当时的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歧视女性言论”丑闻而辞职。而大量志愿者的拂袖而去，则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第一次暴发前，东京奥运会所突然面对的第一轮大型“风暴”。

　　国际奥委会和日本内阁、东奥组委会刚愎自用，背离公众意见，在诸如“福岛因素”、强迫参赛各国运动员在疫情形势下签“生死状”等敏感问题上不断“撞线”，令东奥在全球公众舆论中的公信力和口碑不断遭受考验和冲击。

　　东奥筹办和开幕式策划组织矛盾重重，参与各方“角斗”激烈，开幕式团队中骨干成员接二连三“中箭落马”，策划方案一改再改，最终展现在亿万全球体育迷和电视观众面前的，便是7月23日那场“槽点比亮点多”、让人一言难尽的东奥开幕式。更要命的是，“改版”的初衷“节俭”，最终似乎并未做到。

　　对此，前述文章用所谓“墨菲定律”，即“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最终都一定会出错”来概括，文章作者爱德华·西格尔（Edward Segal）更引述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尤基·贝拉（Yogi Berra）的一句名言“画龙点睛”：危机和麻烦“直到事完才会完”（it ain‘t over ‘til it’s over）。

　　许多分析家指出，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在希腊雅典主办至今，奥运走过百余年的漫长道路，如今虽不能说“病入膏肓”，但的确已不复昔日的吸引力。 

2　主办权不再抢手？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尤其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拙劣主办给东道主带来了巨大危机：慕尼黑奥运会因发生以色列代表团被恐怖袭击导致多名运动员死亡事件，引发当时西德严重政治和社会危机；蒙特利尔奥运会因预算严重超标和组织拙劣，导致蒙特利尔市为此负债20多亿美元，直到2007年才还清。

　　当初信誓旦旦“奥运主办赔钱就像男人生孩子一样是不可能的事”（the Olympics can no more have a deficit than a man can have a baby）的市长德拉波（Jean Drapeau）因无人“接盘”不得不一直连任直到还清债务，偿债后不久便不堪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自杀身亡。

　　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沦落”到只有一座城市申办的地步。但随着该届奥运的名利双收，奥运申办柳暗花明，再度成为“香饽饽”。2000年“世纪奥运”主办权，参与申办国家和城市一度多达八座，最终走到正式申奥一关的也有五座（澳大利亚悉尼、中国北京、德国柏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英国曼彻斯特）之多。1993年“9·23蒙特卡洛之夜”的惊心动魄，北京申办功亏一篑后亿万国人的悲伤，至今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所发生的一般。2004年奥运，申办城市竟多达12座，创下历史纪录。

　　但随着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尤其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主办的诸多负面效应，加上沉重而长期挥之不去的财政包袱，令“申奥”再次逐渐成为一种各大城市避之不及的包袱。在投票遴选2024年夏奥会主办城市前夕的2017年9月，竟只剩下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两座候选城市，而四年后的2028年申办城市更渺无踪迹。最终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不得不打破常规，宛如“批发大甩卖”般将2024和2028两届夏奥会的主办权分别授予仅有的两座申办城市巴黎和洛杉矶。

　　被公认“更来钱”的夏奥主办权尚且如此，主办成本不低但商业价值却差了一大截的冬奥主办权就更受冷落：2013年2月，国际奥委会早早确定了挪威奥斯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克兰利沃夫、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北京-张家口和波兰克拉科夫等六座申办城市，但不到一年就先后有四座申办城市因赞助商不积极、市民投票反对等种种原因放弃，最终走到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表决环节的，只剩下北京-张家口和阿拉木图两个候选城市。

　　而对于2026冬奥会，一度号称有七座城市（意大利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瑞典斯德哥尔摩、加拿大卡尔加里、土耳其艾斯伦、日本札幌、奥地利格拉茨、瑞士锡永）参与申办，但最后面对投票环节的，同样只剩下意大利和瑞典的两座城市。

　　已有越来越多人担心，此次东京奥运会在财政和非财政方面的惨淡经营、勉力支撑，会不会令原本就“人心冷淡”的申办城市及民众更加萌生退意，最终导致不久的将来，冬奥，甚至夏奥会出现“零申办城市”的尴尬？

　对此一些体育媒体人提出“打造专门的奥林匹克城市”建议，主张固定一个专门的主办赛地，以减少每届更换主办城市所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但这一建议面临着诸多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国际奥委会并非主权国家；“专门奥林匹克城市”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难以保证；这样的“专业化城市”在奥运举办时间之外功能受限且浪费等等）。

3　没钱是更大的问题

　　本届东奥因疫情和预算控制失败等诸多原因，很可能挖下一个多达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大坑。事实上，对奥运而言，钱从来都是个问题，而没钱则是更大的问题。

　　不论“前商业时代”或商业时代，除生财有道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外，历届夏奥都是净亏损的，有些因被公认创下足以抵消亏损的“非经济效益”（如1948年伦敦奥运、1964年东京奥运和2008年北京奥运），一般被认为“办得值得”，但更多的却至今饱受争议，或被主办城市几代市民“戳脊梁骨”。

　　2020年9月，学者弗比约格（Bent Flyvbjerg）、巴齐尔（Alexander Budzier）和伦恩（Daniel Lunn）联合发布了一篇论文，其中引述可靠数据表明，自1960年至今，历届奥运中有数据可查者，预算均大幅超标，其中超标最小比例为2%（2008年北京，但北京奥运预算基数较高），最大比例竟高达720%（1976年蒙特利尔），平均则为172%。

　　唯一实现盈利的洛杉矶奥运之所以“不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育场馆几乎都是现成的（只新建两座场馆且其中一座还是可拆卸式的），而这一条件是建立在洛杉矶历史上曾举办过奥运，且体育设施和基础设施原本就比较完善前提下的。

　　绝大多数主办城市、包括雅典和东京这种曾主办过夏奥的城市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而不得不砸出数百亿美元的巨款来大兴土木（让俄罗斯人叫苦连天的2014年索契冬奥预算高达创纪录的500亿美元以上，其中逾85%花在“修桥补路”上）。

　　而这些远超一座大城市常态体育休闲所需要的场馆设施，日常“不长钱光长草”，年复一年的维护费用也让人“吃不消”（悉尼2000年奥运主赛场——悉尼奥林匹克体育场每年需耗费市政预算1000万美元维护，大部分时间闲置。而雅典2004年奥运几乎所有赛场都被闲置甚至废弃，其巨额维护费用被认为是几年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一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巴西，在短短几年内相继主办了2013年联合会杯、2014年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以及2019年美洲杯，结果却为此付出经济崩溃、失业率畸高、社会不满加剧、政局动荡等一系列代价，至今仍被视作“难以愈合的伤口”。

　　国际奥委会和东道主间的利益分歧，也成为奥运的一大隐忧。

　　统计显示，自1984年以来，奥运会收入的四分之三来自电视转播权收入，其次则是品牌特许赞助收入，但前者分配权一直属于国际奥委会，后者在1984年时曾属于东道主（这也是洛杉矶奥运能“不赔”的底气所在），但此后也收归国际奥委会。很大程度上这两笔收入“旱涝保收”，不受观众热情、天气，以及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影响。

　　如此次因疫情被推迟整整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只要如期举办，上述两个资金“大头”入项基本不会有什么损失——而问题在于这两个“大头”的支配权属于国际奥委会，而变数最多（如此次受疫情影响几乎血本无归）的票房、赛场周边商业营销等才是东道主能“插得进手”的领域。此次疫情肆虐、日本民意反复，国际奥委会却摆出一副“横下一条心、一定要举办”的顽强姿态，甚至比东道主更积极、更“不好商量”，奥妙正在于此。未来倘若奥运主办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国际奥委会和东道主间围绕仅有的“两大肥肉”，恐怕迟早会爆发一场恶战。不论胜负如何，都势必动摇现代奥运的根基。 

4　各种“借题发挥”

　　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认定“不断膨胀的奥运规模”是“奥运成本危机”的症结所在，为此以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Count Jacques Rogge）为代表的一些国际奥委会官员力主“控制奥运规模”，压缩奥运设置项目和各国参赛代表团规模。

　　2002年，国际奥委会特别大会在墨西哥城举办，会上通过了将每届夏奥会设置大项限定为不超过28个、小项限定为不超过301个，运动员数量设定为不超过10500人的决议，试图借此控制奥运“越办越大”的趋势，减少主办国的成本负担。

　　但近20年的尝试表明，这种措施的效果相当有限，因为奥运主办的“烧钱”大头，是交通、通讯、场馆、安保等开销，而这些“死开销”并不会因为项目多一个或少一个，运动员多两百或少两百而有所损益。

　　不仅如此，“控制项目”还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争取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项目甚多，国际奥委会不得不补充划定25个“必设项目”，这样一来，有限的三个“非必设项目”就俨然成为“二桃杀三士”的修罗场，坐享方便的东道主则趁机上下其手，引发大量争议。

　　有统计称，自1988至2000年共5届奥运，东道主都占尽便宜，以至于它们在参加下一届奥运时，金牌总数平均比“主场”低了32.8%。而高盛对1972-2008年夏奥会东道主金牌榜所作统计更表明，这些国家当东道主时赢得的奖牌数，比不当东道主时多出54%。此次东京奥运会，“东道主效应”再次引发各国运动员、代表团官员、媒体和观众不满、吐槽，事实上对于奥运会，这早就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此外，体育政治化的威胁日甚一日，不仅“黑命贵”、LGBTQ等“新潮流”开始冲击奥运赛场、领奖台，曾随着冷战结束被认为“一去不复返”的、政府层面的“借题发挥”，也似乎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至今，国际奥委会仍然恪守着《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不允许任何奥运政治化行为”的原则，但在甚嚣尘上的“上下夹攻”下，这条看似有些单薄的防线，究竟能不能“挺住”？

　　奥运危机并非仅仅局限于2020-2021年的东京，也不仅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未来如何，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