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纳粹猎手”：追捕在逃纳粹嫌疑人

纳粹德国80年前开始犹太人大屠杀，国际战争罪法庭在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75年前结束，纳粹要犯被绳之以法，也有不少漏网之鱼逃到世界各地隐姓埋名。

当年最年轻的纳粹逃犯苟活至今已行将就木，但民间自发追捕纳粹余孽的行动仍有人在继续。为什么？

他说：“这些年来，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心怀愧疚和悔意并寻求赎罪的纳粹罪犯。”

他是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首席纳粹追捕者，兼该中心耶路撒冷办事处主任。他在以色列家中接受采访时对高龄可以被作为对纳粹罪犯减轻处罚的参考因素的建议感到震惊。

据祖罗夫估计，目前全世界仍有数百名纳粹分子在逃，而他和志同道合者将致力于使他们伏法。

有人敲门

祖罗夫目前正密切关注两名纳粹嫌疑人在德国法庭受审的进展。

现年100岁的约瑟夫·舒茨（Josef Schutz）被指控曾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三年多，在 3512 起案件中参与谋杀。

另一名被告是现年96岁的厄姆加德·弗奇纳（Irmgard Furchner）。她1943年6月至1945年4月受雇于斯塔特霍夫集中营（波兰格但斯克附近），担任指挥官的秘书。在此期间，11430名囚犯被杀。

“只要这种努力得以继续，那么理论上讲这些人就无法安然入睡，也永远不敢肯定哪天会有人来敲门，”祖罗夫博士说。

他认为时间并不能减轻罪恶，年事已高不应成为对令人发指的罪行轻罚的理由；诉讼成功可以为受害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并且对未来可能的肇事者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

法律胜利

过去四年里，祖罗夫博士一直在努力追踪定居在20个国家的3000多名纳粹嫌疑犯；这些人里在被他找到之前已经去世。

只有大约 40 起案件能进入审判阶段，嫌疑人最终被判刑的案件更少。但立法方面的变化使祖罗夫对德国此类诉讼案的结果感到非常乐观。

“过去，大约12或13年前，为了在德国起诉纳粹嫌疑人，你必须证明这个人对特定受害者犯下了特定罪行，而且他或她的犯罪动机是种族仇恨，”他说，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一条已被取消。

“今天你需要做的就是证明这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死亡集中营服役 — 一个有毒气室或死亡率很高的集中营 — 而这可以通过文件来完成。”

势头渐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尽数逮捕纳粹分子和通敌者，将他们交给法庭审判。

“纽伦堡审判只触及冰山一角，”祖罗夫说，“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数百起案件，甚至数千起。在西德，1949年到 1985年期间展开了20万项调查，12万起诉讼，最后定罪的只有不到 7000宗诉案。”

民间追捕漏网纳粹嫌疑人的热情和动力从1960年代开始逐渐减弱。祖罗夫说，现在各国当局有非常明显的理由将时间和资源投入这项工作。

“将一名90岁的纳粹分子与一个连环杀手放在一起，任何正常国家的警察都会追捕连环杀手，因为他们会继续杀人，直到他们被捕。而一名90岁的纳粹分子继续杀人的机会有多大？零。” 他说。

因此，如果要将纳粹嫌疑人绳之以法，那么像祖罗夫这样的“猎人”必须努力；他们在与时间赛跑。

祖罗夫对英国《卫报》表示，他一定是唯一一个希望纳粹分子身体健康的人。

他10年加大了行动力度，重新启动了“最后机会行动”，设立25000 美元现金奖金，悬赏在逃纳粹疑犯信息。

成功案例

迄今为止，祖罗夫最大的成功是将最后一位证实仍在世的纳粹集中营指挥官丁科·萨基奇（Dinko Sakic）定罪；萨基奇1944 年曾在现在的克罗地亚主管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Jasenovac）。

多达10万人在这个集中营被杀害。由于祖罗夫的努力，萨基奇被送上法庭，1998年10月4日被判处20年监禁。

祖罗夫在宣判后离开法庭时，一名高个子男子拦住了他，向他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你，这场审判根本不会发生，’那个人说。我不知道他是谁，”祖罗夫回忆道。

这名男子是1944年被关押在那个集中营的黑山医生米洛·博斯科维奇的兄弟。博斯科维奇医生被随便挑中当众击毙，因为萨基奇要惩戒囚犯的抵抗活动。

“米洛·博斯科维奇告诉萨基奇他不想被绞死。萨基奇拿出手枪朝他的头部开枪。他谋杀了他，”祖罗夫说。

“我可以保证，他（他的兄弟）做梦都想像不到民主政体下的克罗地亚会开庭审判伟大的民族英雄丁科·萨基奇，但这件事确实发生了。”

萨基奇既没有忏悔也没有负疚，这在祖罗夫看来就是纳粹分子对待他们罪行的典型态度。

祖罗夫曾设法将前匈牙利军官桑德尔·科皮罗(Sandor Kepiro）绳之以法。经过多年努力，此案于2011年在布达佩斯开庭。

祖罗夫说，科皮罗是参与1942年1月诺维萨德大屠杀的15名匈牙利军官之一；这场屠杀造成3000多人丧生。1944 年，科皮罗和其他警官因一项未经授权采取的行动获罪，但当局没有对这些警官采取任何行动。

祖罗夫被法庭告知无法承认、不接受他呈递的证据。

他为此案付出了五年的努力，甚至去诺维萨德面见幸存者。这个挫折很痛苦。

“第二天，我在等候返回以色列时哭了。哭得很厉害了，”祖罗夫说，“但无论如何，我会想到受害者、幸存者。他们经历的事情比我所遭遇的要糟糕得多。”

个人动机

祖罗夫前往立陶宛，调查那里的犹太人当年遭遇时，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与这场悲剧的关联。

祖罗夫的名字来自一位叔公，生前是立陶宛一名犹太教拉比，大屠杀的遇难者。

他去了那位前辈曾经居住的公寓，还走访了35个立陶宛大屠杀地点，5个白俄罗斯大屠杀地点。

“每天我们都会去两、三个万人坑，我会为遇难者背诵祈祷文。我知道我站在一个巨大的坑旁，这个坑里曾经有千百名死者的尸体。

“我知道我的叔公是其中之一，我建立的心理保护崩溃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冲击，”他回忆道。

他说，在22万立陶宛犹太人中，21.2万人在纳粹占领期间被杀害。

“我的叔公，拉比埃弗莱姆·扎尔，1941年7月13日在维尔纽斯被一群寻找留着胡须的犹太人的立陶宛民兵抓获。他被关进Lukoshkis监狱，显然如果不是在那里被杀害，就是在波纳尔（Ponar）和其他7万名犹太人一起被屠杀。”

“我没有找到凶手，”他叹道。

未来

就像他们的追捕对象一样，“纳粹猎人”也在逐年变老。

祖罗夫现在73岁，有15个孙子孙女。他知道剩下的纳粹分子很可能在他的孙子们都成年之前就已经死了。

他为自己的努力有助于保持对大屠杀的记忆感到自豪，相信“纳粹猎人”的方法也可用于将其他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绳之以法。

但他的遭遇和经历使他怀疑现有司法框架为种族灭绝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能力。他举了卢旺达的案例；他在卢旺达1994年发生种族灭绝惨案后前往那里作为专家提供建议。

他说，当时监狱里有14万名嫌疑人，对他们进行审判的行政工作压力巨大。

“在卢旺达，大多数法官在种族灭绝期间被谋杀，大部分法庭被毁。即使是第一世界国家也无法为这样的罪行伸张正义——这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为解决种族灭绝肇事者所带来的法律、后勤和政治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是一项巨大挑战，但他并不准备放弃。

“我选择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它很轻松，”他说，“我选择这件事是出于对被谋杀者的责任感和义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