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想孤立安倍晋三的攻势没有得逞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只是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可能也是对日本及亚洲影响最深远的当代政治家。（资料照片／翻摄自安倍推特）

安倍在二〇〇六年准备继小泉之后领导自民党与日本时，示意他在上台以后会加强与亚洲海洋民主国的新联盟。在他的新作《走上美丽的民族》中，他建议将非正式的日美澳印“四方”特遣队伍提升，成为一种正式领导人峰会。

在安倍眼中，印度特别重要。在安倍主政期间，印度与日本展开庞大的《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计划》（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Project），印度也因此跃升为“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首号受惠国。日本在二〇〇六年第一次参与印度的年度“马拉巴”（Malabar）海军演习（最后在二〇一五年成为这项军演的永久成员国）。安倍现在经常在谈到亚洲时将印度挂在嘴边。二〇〇七年八月，他在德里的一次演说中强调：“现在，随著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合流，新的『更广大亚洲』逐渐成形，我觉得位于这两大洋两边的民主国，必须在每一个可能层面上深化其人民之间的友谊…更何况，这不仅是为印、日两国，也是为这个新的『更广大亚洲』的一种投资。”

与澳洲的关係也迅速进展。二〇〇七年三月，澳洲总理约翰．霍华（John Howard）与安倍发表《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这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与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订定的第一个双边安全协议（这项宣言是一项探讨防卫合作的全盘工作计划，而不是带有类似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那种明确安全保证的条约）。翌年十月，外相麻生太郎与印度签下一纸类似协议。

在提出四方对话建议，加强与印度、与澳洲关係的同时，日本外务省还以普世价值、经济联繫、与海上安全等同样原则为基础，提出一套广泛概念以引导日本的亚洲战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说，提出一种从俄属远东、沿中国周边延伸到欧洲的外交伙伴关係与后勤联繫概念──就是他的“自由与繁荣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构想。许多人认为，“自由与繁荣之弧”明显是一项以限制中国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战略，因为这项构想令人想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讨论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论”（Rimland Theory，是美国早期围堵战略的滥觞）。

此外，由于纳入俄罗斯、缅甸等一些比较不民主的政府，“自由与繁荣”因成员参差不齐而多少有些複杂。尽管有这些瑕疵，“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日本为拢络“四方安全对话”以外各式各样国家──可能落入中国势力范围、但不准备、或无法加入安倍的大国集团构想的国家──的初次尝试。但事实证明，四方安全对话与自由与繁荣之弧都很短命。四国外交部官僚开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初步会议，目的在暂缓启动对话。四国首都的国家安全会议或首相府、总理府官员虽说比较热心，但澳洲、日本、与美国当时都处于领导层更迭、走向中间或中间偏左路线的边缘，特别也因为伊拉克战争越来越失去民意支持，施展“新保守主义”战略的空间变得更加狭窄。福田康夫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出任首相后，重倡他父亲那套对亚洲“心连心”的做法，将四方安全对话与自由与繁荣之弧悄悄搁在一边。工党党魁与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领导的新澳洲政府在二〇〇七年上台后，以更刻意的方式公开宣布四方安全对话走入历史──让东京震惊不已，因为即使撇开安倍提出的原始高峰会构想不计，较软性的海洋国结盟版本当时仍享有相当支持。日本与亚洲还没有做好决定性外在均势、或重划亚洲地图的准备。但亚洲会改变，安倍也会。

 

《安倍晋三大战略──安倍晋三的海洋民主国大联盟，如何防堵中国崛起、巩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书封。

安倍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重掌政权以后重提旧事，找出外务省有关四方安全对话与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原始方案，作为首相办公室工作重点。立即表态支持安倍此举的麻生太郎成为副首相兼财务大臣。曾以外务省次官身分负责协调自由与繁荣之弧、已经退休的谷内正太郎重出江湖，担任安倍的国家安全顾问，主持新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兼原信克出任副顾问。麻生原先在外务省的演讲撰稿人、记者谷口智彦，成为安倍的外交政策演讲撰稿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发表的一篇强调“安全鑽石”的安倍署名文章，是这个智囊团的第一个产品。所谓“安全鑽石”，是以对“保护从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区”，以及对“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共同承诺，将澳洲、印度、日本、与夏威夷结合在一起。由于还无法确定欧巴马政府或坎培拉的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政府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态度，这一次，为了避免重蹈二〇〇六年发起这项对话时所犯错误的覆辙，安倍提出的是一项概念，而不是迫使有关国家政府站边的具体外交建议。

同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重心，以及北京在安倍上台之初意图孤立安倍的攻势指向都已转到东南亚。安倍遵行他的“安全鑽石”文，在上任第一年间遍访东南亚国家协会每一个会员国。安倍这一招果然有效，中国将他在亚洲孤立的图谋因此未能得逞。不过日本政府除了早先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以及刚重建的四方对话概念以外，仍然欠缺一项能以更一贯、更引人的办法覆盖整个区域的架构。自由与繁荣之弧以欧亚边缘地带周边为界，造了一张史派克曼式、以前沿海岸围堵中国的蓝图，安倍另有见地。他决定根据让四方对话四国结合在一起的核心地缘特性，围绕东南亚──太平洋与印度洋──建一张温和的保护毯。

在二〇一三年一月发表于雅加达（Jakarta），以及同年二月在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说中，安倍都重提他于二〇〇七年在印度演说时首次提出的这项两洋概念。二〇一三年三月，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为外务省完成一项研究，说明如何将这项两洋概念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外交、国防、与经济发展政策。国际事务研究所在这项研究报告中说，罗瑞．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安德鲁．谢尔（Andrew Shearer）、与拉贾莫汉（C. Rajamohan）等澳洲、美国、与印度学者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强调印度洋的战略核心地位。报告中指出，这项印度─太平洋概念能让日本与关键性盟友与伙伴结合，以防两洋交会处出现可以为中国所趁的“真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二〇一四年对亚洲战略精英进行的一项民调，进一步证明了这项地缘建构的战略逻辑。这项民调显示，海洋民主国普遍接受“印太”一词，反之中国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显然对这个名词充满鄙夷。

二〇一六年八月，安倍利用“东京国际非洲发展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非洲领导人峰会召开之便，正式宣布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虽说选在非洲领导人峰会宣布一项因应中国问题的基本战略有些不寻常，但安倍自有一套说词：他的这项概念结合印度与太平两洋，而这两洋正是结合日本与非洲的桥樑。不过他的这篇演说在华府或东亚没有引起注意。

二〇一七年六月发表的“二〇一七年开发合作白皮书”又一次提出这项战略，强调日本要用它作为日后经济援助的指导架构。那年秋天，日本副外相铃木浩向他在川普政府的工作伙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现在大家称它为FOIP）战略，或许这是FOIP真正开始影响深远的转捩点。当时新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即将往访印度、展开他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国务院政策规划局（Policy Planning Office）忙著为蒂勒森准备一份有系统、条理分明的亚洲政策声明，于是将铃木浩交来的这整套概念、连同名称，一并提交蒂勒森。

FOIP与美国新出炉的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国家安全战略架构切合，国务院印度司也知道这项战略能在德里引起共鸣。十月十八日，蒂勒森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宣称，“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与开放，至关重要”。同年十一月，川普与安倍在东京宣示，愿与地区内任何共享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的国家合作，并保证将在三个基础上共事：提升基本价值、追求经济繁荣、以及和平与安定。尽管川普本人之后没有再提到这类字眼，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已经与这项日本人研发的战略完全接轨，并于翌年十一月发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项详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进度报告。对于过去总是被动响应美国政策主动的日本外务省来说，这是一次堪称史无先例的角色互换。

FOIP继续不断演进。一开始，由于FOIP是一项不以“东南亚国协中心性”（深植东南亚国协诸国首都的区域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战略，东南亚国协领导人对FOIP表示犹疑，于是东京开始谈到自由开放的印太“远景”而不是“战略”，使它更具包容性，更有弹性。之后，东南亚国协于二〇一九年六月提出属于它本身的“东协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在这项展望中，东南亚国协重申它对东南亚国协中心性与内部联繫的强调，重申在共识基础上采取包容中国的做法。东南亚国协印太展望并不是对FOIP的一种认可，但与中国所提的新“一带一路”倡议或与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相形之下，它显然更加接近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远景。以地处印太中央、“全球海洋支点”自居的印尼，是东南亚国协印太展望的重要推手。在欧洲，英国、法国、与荷兰等海洋国各自宣布了印太战略，其他国家也随后跟进。

※本文摘自《安倍晋三大战略──安倍晋三的海洋民主国大联盟，如何防堵中国崛起、巩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第四章：印度─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