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袭珍珠港之时，日本明知道国力远不如美国，还要开战。当时日本军国体制下那些关键的决策者，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件事从表面看是非理性的，但事情的发生又非一个人的冲动、昏聩、愚妄，而是基于某种心理机制做出的集体决定，所以从内部视角来看，它又是一种奇怪的理性。
关于这个现象，我看到的最好的解释来自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他说如果把那些日本核心圈的决策者比作堂吉诃德的话，“即便是他们当中最狂热的人物，当他渐渐靠近风车并将其庞大气势与自己的手中枪两相比较，也会不由自由地停住脚步。”也就是说，他们很狂热，但还没有失去衡量形势与力量的基本理性。
但是“他们又都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着，一边怀着对失败的恐惧浑身哆嗦，同时又闭上眼睛勇往直前。”比如东条英机自己说：“人有时候必须要有闭着眼睛从清水舞台往下跳的决心。”
正如丸山真男所说，这里存在着日本“体制”最深刻的病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武松上景阳冈之前，是不相信山上有老虎的，只以为是店家骗人。走到半道，意识到山上真有老虎，想要转身回去，却怕店家笑话他，于是硬着头皮上山，这才成就一段佳话。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都知道山上有老虎，也知道自己打不过老虎，却还是决定闭着眼睛上山摸一摸老虎屁股。 丸山真男比较了日本战犯和纳粹领袖。他发现纳粹的最高层干部都没有学历，而且在掌握权力之前也几乎没有像样的地位。通俗的说，都是边缘人，流氓发迹，甚至精神状况都可疑，有的嗑药，有的酗酒。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的人”。所以他们干出许多变态反人类的事情，比较容易解释。 而日本这些战犯却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非但不是被社会主流排斥的边缘人，而且其中许多人家庭出身很好，很早就步入上升阶梯，有光明的前途等着他们。后来东京审判的检察官说： “眼前这些人不像站在纽伦堡审判台上的那些战争罪犯，那些人是犯罪手段老练齐备，且除了犯罪之外一无所知的所谓犯罪环境的渣滓，而这些人原本则不是无赖恶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的精英，被委任了国家的命运，是受国民坚定信赖的正直的领袖人物。这些人都知道善恶之别。可他们尽管十分了解这种分别，却自动选择了恶，无视其义务……选择了必然给数百万人带来死与伤害……带来破坏与仇恨的战争之路。……对于这种选择他们必须负罪。” 与无赖恶棍的罪行相比，社会精英的罪行更需要解释。丸山真男提出了“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的概念。 在日美开战前的十年里担任驻日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观察到，日本人身上有一种由自卑产生的优越感：“从强烈的劣等感中产生，却裹着同等强烈的优等感外衣的日本人的这种超敏感性，伴随着由虚张声势、盲目爱国及嫌恶外国人组织起来的国家宣传，把处理某种争执的手段和方法过分地夸大和重要化，以致使其与争执本身相比显得不相协调。” 丸山真男认为，这种劣等意识蔓延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头子们，“在这里，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能力本身在表面的威容之下不断颤抖着其敏感且纤弱的神经。”
在东京审判中，那些高级战犯都表示，之前的战争不是自己引发的，自己只是没有选择。他们经常表示自己反对扩大战争，但又不得不支持扩大战争。有一个战犯的话很有代表性：“作为我们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自己的意见只是意见，讨论只是讨论，假如国策已经决定，那么我们就必须按国策办事，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也是被尊重的行为方式。”
国策明明是他们这群人制定的，制定完之后又把国策推出来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服从大多数。这种语言游戏的目的，就是让每个责任主体都可以不必承担责任，至少是对自己的良心有一套说辞。
最终日本军国体制这架庞大凶猛的机器，一边对外不断挑起战端，残害无数的生命，而从内部来看却变成了“无人负责”。对于这样的机器来说，除非燃料耗尽，是不可能自主刹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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