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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12 月,正是北欧隆冬最深重的时候,斯德哥尔摩城正静静地沉睡在冬日的积雪下,城市里游荡着的,只有波罗的海凛冽的寒风和偶尔闪过的北极光。
就在当月 10 日,这座安静的城市忽然变得喧嚣起来,全世界都投来了炽热的目光,因为沉寂 2 年的诺贝尔奖又要颁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贝尔奖一度低迷,在连续 2 年都没有选出合适的获奖者以后,诺奖委员会决定在 1927 年授予丹麦医学家约翰尼斯・菲比格(Johannes Andreas Grib Fibiger)192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在癌症研究方面的贡献。因为按照规定,诺贝尔奖的获奖资格可以保留一年。
然而,这个本该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成了诺贝尔奖史上闹过的最大乌龙之一,因为这一年的奖项完全颁给了错误的结论。
“诱癌螺旋虫”
20 世纪初,有关肿瘤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人们对癌症的认知十分有限,学术界的一大热门研究方向,就是找出癌症的病因。
彼时,3 种关于癌症成因的理论占据主流:
刺激理论:认为肿瘤是由外界的各种物理、化学或者机械刺激导致的;
胚胎理论:认为肿瘤是胚胎细胞造成的;
寄生虫致癌理论:认为肿瘤是由微生物导致的。
而菲比格,是寄生虫致癌理论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一切还要从他的早期求学生涯说起。
菲比格于 1867 年出生在丹麦小城锡尔克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著名作家。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下,他 16 岁就考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医学、生物学和动物学,并在 23 岁那年顺利毕业。
毕业后的菲比格去了德国柏林,师从微生物学奠基人、190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 190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白喉杆菌。
罗伯特・科赫(左)和埃米尔・冯・贝林(右)图源:wikipedia
1895 年,年仅 28 岁的菲比格在服兵役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哥本哈根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继续自己的研究。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依旧是白喉,不过随着癌症研究的兴起,他也转向了这个领域。
作为两位诺奖得主的高材生,菲比格寻找“致癌微生物”的信念尤为强烈。
为了找到能够致癌的寄生虫,他进行了不懈的研究。1907 年,菲比格在 3 只实验鼠的胃里发现了很多密密麻麻的乳头状瘤,并在显微镜下发现肿瘤切片上有很多类似螺旋体的寄生虫和虫卵。
为了验证实验鼠的肿瘤到底是不是由这种寄生虫引起的,菲比格想到了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点子:给实验鼠喂食这些螺旋虫的中间宿主,蟑螂。
结果令他很满意,在许多进行实验的大鼠体内,都发现了肿瘤,这似乎可以说明就是这种寄生虫引发的大鼠实验性胃癌。
菲比格最初的命名是 Spiroptera carcinom,现在已经依照物种分类改名为 neoplasticum 筒线虫(图源:文献截图)
菲比格后来在 1913 年的第三届国际癌症研究会议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他将这些寄生虫命名为诱癌螺旋虫(Gongylonema neoplasticum)。这项研究引起了当时的学界轰动,被认为打开了肿瘤研究的新纪元而备受追捧。
当年的同行是这么评价的,“他将某些接触的东西筑入真理的大厦。”
独享诺奖的争议
诱癌螺旋虫的发现,奠定了菲比格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从 1920 年开始,他先后获得了 18 次诺奖提名,甚至有 1 次是在他去世以后。
1927 年 12 月 10 日,陪跑多年的菲比格最终如愿以偿,拖着羸弱的身体走进金碧辉煌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过了专属于他的诺贝尔奖章。
他的获奖并不令人意外,但一人独享诺奖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
这就不得不提一位日本科学家,山极胜三郎。
山极胜三郎(图源:wikipedia)
1915 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山极胜三郎发现:由于经常接触煤焦油,烟囱清扫工人罹患皮肤癌的概率非常高。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他通过在兔子耳朵上涂抹煤焦油成功诱导了肿瘤。
这一发现的轰动程度丝毫不亚于菲比格的研究,对实验诱导肿瘤模型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山极胜三郎也因此被多次提名诺奖。
1925 年、1926 年、1928 年,乃至逝世后的 1936 年,山极胜三郎先后被提名 7 次,但都未能获得诺奖委员会的青睐。
明明研究领域相同,工作重要性相似,独立出成果的时间又相近,却不能平分殊荣,山极胜三郎的折戟沉沙引来许多学者为他鸣不平,诺奖委员会甚至也被扣上了种族歧视的大帽子。
当然,此番争议并不影响菲比格的学说盛行,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这一学说被无数学者奉为圭臬,影响着全世界的癌症研究。
可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一个意想不到的反转出现了——菲比格的研究被证明是错误的。
神话破灭
自从菲比格的研究成果公布以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想去重复他的实验,但没有一个人成功过。
尽管早在 1918 年就有人质疑过,但被菲比格在学界如日中天的声誉所掩盖了。
直到 1935 年,一篇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Pathology and Bacteriology 的论文揭开了真相的一角。英国利兹大学的病理学教授理查德・帕西(Richard Douglas Passey)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这种所谓的“诱癌螺旋虫”其实不会在大鼠体内引起癌症,菲比格很可能是把一种非癌变的组织误以为是癌症了。
2 年后,另一篇发表在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ancer 上的论文证实了这一质疑,当初菲比格观测到的乳头状瘤确实不是恶性肿瘤。
1952 年,盛行了 30 多年的菲比格学说正式迎来土崩瓦解。
两位美国科学家在重复实验时进一步发现,菲比格当初不光看错了肿瘤,原因也分析错了。
在当年的实验中,供给实验鼠的饮食仅仅是白面包和水,缺乏维生素 A 才是导致乳头状瘤的真正原因,寄生虫感染只是加重了实验鼠的营养缺乏......
事实证明,1926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乌龙,颁布给了一个错得离谱的实验结果。
或许,山极胜三郎才是当年真正应该获得诺奖的人,可惜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山极老先生早在 1930 年就辞世了,而诺奖委员会也至今没有收回颁奖。
菲比格的学术遗产
菲比格或许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醉心一辈子的研究成果,居然挖了这么大一个坑,但考虑到时代的限制,咱们事后诸葛亮式地苛责他以及当年的诺奖评委也是极为不妥的。
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菲比格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科学遗产:
在早年研究白喉的时候,菲比格为了验证血清疗法治疗白喉的临床疗效,设计了史上第一个尝试随机分配的临床对照试验,成为临床试验史上的里程碑。
他的癌症研究成果虽然是错误的,但寄生虫致癌学说并没有错。
在菲比格的启发下,人们后来发现了诸如血吸虫、肝吸虫、华支睾吸虫等致癌寄生虫,均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级致癌物清单中。
作为科学家,菲比格勇于求真,积极探索,为后世学者开辟前进的道路,一次错误并不影响他的伟大。
但他的经历也警示着我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犯错总是不可避免,如何避免二次犯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
毕竟,权威如诺贝尔奖,在错颁给菲比格之后,又出现了诸如“前脑叶白质切除术”、“DDT”等绕不开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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