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科技竞赛中 中共在关键点已远远落后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小林编译报道：在2018年的讲话中，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了“颠覆性技术创新”改变历史的潜力。习近平坚称，关键的技术进步已重塑了世界。他列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习近平表示，现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使世界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那些开创新技术的人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的赢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分析人士和学者对习近平的讲话进行了深入阐述，探讨了技术颠覆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篇中共官方出版物中的评论详细描述了过去技术革命的后果：“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建立了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优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先进生产力的主导地位。”在对习近平讲话的分析中，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认为，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比美国更有可能取得胜利。

中国分析人士并非唯一对技术创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持此观点的人。美国决策者也看到这一关键联系。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乔·拜登总统强调了在新兴技术竞争中“主宰未来”的必要性，并承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实现。”

201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工智能委员会，这一机构召集了政府官员、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影响。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将人工智能可能的影响与电力等早期创新进行了比较，警告称，如果美国未能为“人工智能革命”做好充分准备，它将很快失去对技术的领导地位，转而被中国超越。

在对未来的执着追求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可能忽视了一个关于技术和变革的关键真相。他们希望在新兴快速发展的行业中主导关键技术创新，认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平衡倾斜向那些首创重要创新的国家。从这一角度来看，19世纪的英国因引入了如纺纱机等革新技术而成为全球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

但仅仅依靠创新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更基础的扩散工作——即技术如何传播和被采纳，即使是最卓越的创新也无济于事。一个国家大规模采纳技术的能力尤为重要，尤其是像电力和人工智能这样的基础性技术，它们只有在许多经济部门开始使用后才能真正提升生产力。关注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技术革命如何改变地缘政治：关键不在于哪个国家最早推出重要创新，而在于哪些国家能够采纳和传播这些创新。

谁的采用效果最佳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80年到1840年）后的崛起，常被视为技术突破如何引领地缘政治霸权的典范。传统观点通常将英国的崛起归因于其在棉纺织品和其他领先领域的创新垄断。根据这种看法，英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源于其培养天才发明家的制度能力。

然而，随着数据和方法学的改进，经济历史学家对这一主流叙述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铁质机械在广泛经济活动中的采用，比起纺织领域的新技术开创，更为关键。例如，尽管其工业竞争对手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教育体系来培训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英国通过机械学会、曼彻斯特艺术与科学学院等教育中心以及其他协会，扩大了技术知识的普及，使更多社会成员受益。

技术扩散也定义了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受益方式，该革命始于1870年左右，结束于1914年左右。第二次工业革命由机床发明推动，即可互换部件的工业生产。在这一时期，美国虽然没有生产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但通过在几乎所有工业部门中广泛应用机床，超越了英国的生产力。1907年，美国的机器强度（衡量每位制造工人所安装的马力）是英国和德国的两倍多。

正如早期英国的例子一样，教育和公共政策在确保美国的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拥有广泛的机械工程专业知识，这得到了赠地大学、技术学院以及在螺纹和其他机械部件上的标准化努力的支持。这些机构扩大了专业基础，培养了更多合格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生产狭窄的技术精英。在化学工程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动态，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帮助建立了共同的语言和专业社区，这些化学工程师能够加速包括陶瓷、食品加工、玻璃、冶金和石油精炼在内的广泛行业的生产力。

扩散的力量

谁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引领潮流？美国和中国的思想家和决策者过于专注于垄断创新，过度强调了三个方面：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将如何迅速推动生产力增长；基础性进步最初在哪里被开创；以及期望少数行业通过利用新技术推动增长。他们忽视了真正决定竞争胜负的因素：一个国家在多个行业中逐步扩散人工智能进展的能力，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美国似乎处于有利位置，能够维持其技术优势。美国企业在接受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云计算、智能传感器和关键工业软件）方面要快得多。

在一个有影响力的指数上，中国在这些技术的获取方面全球排名第83位，落后于美国67位。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只有29所大学聘请至少一位在领先AI会议上发表过论文的研究人员（这是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反映大学是否能够培养AI工程师）；而美国有159所大学。美国还建立了紧密的学术与工业联系，这有助于将人工智能的进展扩散到整个经济中——远远超过中国的水平。

然而，美国并未专注于维持在人工智能扩散方面的优势，而是过于关注主导领先行业中的创新周期。美国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确保前沿创新不会泄漏到中国，无论是通过拒绝签发给中国研究生的签证，还是对用于训练大型模型的高端芯片实施出口控制。以往的工业革命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垄断基础性创新，因此美国试图切断中国的人工智能进展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应优先提升和维持人工智能在各种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速度。华盛顿应该专注于推动扩大人才储备的政策，例如增加对社区学院的支持，以更好地培训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劳动力，并全面实施《CHIPS与科学法案》的劳动力计划，以扩展STEM领域的培训。投资于应用技术中心，这些中心通过提供测试服务和进行应用研发来弥合基础研究与工业需求之间的差距；设置专门的现场服务，如制造业扩展合作伙伴关系，提供经验丰富的专家帮助企业整合新技术并拓展市场；以及其他技术扩散机构可以鼓励中小企业采纳人工智能技术。

需要明确的是，理解扩散的重要性并不抵触支持国家领先实验室和大学中的激动人心的研究。毫无疑问，增加研发投入和改善精英科学家的设施也会间接促进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然而，增加研发投入往往成为任何战略技术的通用建议，但人工智能需要不同的战略。

当一些时代的领先思想家宣称人工智能革命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更为重要时，很容易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许多人在每一代人中都相信自己的生活与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重要时期相吻合。但当前的时刻可能并非如此前所未有。以往的工业革命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真正成功将属于那些最佳地使其人口和产业准备好接受新技术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发明这些技术的国家。

ref：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innovation-fallacy-artificial-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