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快闪”戒严 中国和朝鲜是最大受益者

2024年12月3日深夜，韩国总统尹锡悦以“保护自由的韩国，抵御朝鲜共产势力的威胁”为名，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这也是韩国第六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上首次戒严。虽然在12月4日4时30分，戒严令就因为190名国会议员投票表决反对而解除，却也难以掩盖美中竞逐和朝鲜半岛对峙的压力下，韩国内部面临亲美与否的分裂意见，以及后殖民社会的解殖过程面临的压力。 

这次的“快闪戒严”反映出韩国在面对内外挑战时，依然倾向于使用历史遗留下来的治理方式，这些方式深受过去殖民统治及冷战格局影响，显示了韩国作为“第一岛链”的一部分，在后殖民脉络下的治理困境和特殊地位。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来看，韩国的戒严令不仅是一项对国内外危机的应对手段，更是韩国在面临内外压力时，国家治理模式中依旧受到殖民遗产和冷战结构影响的体现。

第一岛链的殖民与冷战脉络 

韩国的殖民遗产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的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年），在此期间，国家治理的强力控制模式在社会结构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冷战的爆发进一步加深韩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并导致了韩国与美国形成紧密的安全联盟。

1945年后，朝鲜半岛逐步开始解殖，但殖民时期留下的强力国家机制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进行“再生产”（reproduce），特别是透过威权政治和财阀垄断的方式延续强硬的治理性。冷战期间，韩国形成强调安全优先的治理性，面对朝鲜及国内威胁的应对，韩国政府逐渐倾向以“安全”为主要理由来正当化其治理手段。

1960至1980年代的韩国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例如：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这些政权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并且以国家安全为名巩固权力，使得韩国的政治脉络更强调透过“安全”和“秩序”的名义来管理公民，并对公共和私人生活进行干预。即使在民主化进程中，这些统治手段也以某种形式被继承下来，深刻影响了政府面对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反应方式。

“快闪戒严”反映的内外压力

尹锡悦政府宣布戒严，原因包括国内的政经发展的僵局、执政党在国会中失去优势、朝鲜的威胁、以及社会对经济困境的不满，这些看似离散的现象反映的是2018年迄今的美中贸易战，以及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对于韩国带来深沉的压力。包括三星在内的半导体产业几乎全面配合美国的政策，现代集团为首的军工产业则是大力援助东欧国家和乌克兰，除去赚取军火收入和产业扩张的收益，却也与朝鲜陷入在乌克兰的第三地较劲，朝鲜派兵乌克兰亦可视为朝鲜半岛双方面临解殖压力的后果。 

由于韩国长期位于极端安全威胁的框架下，美韩同盟是其近年生存唯一的路径，却也付出相应的代价，至今与中国的关系低迷，也未能寻求与朝鲜对话的契机。美国对韩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安全层面，也深深影响韩国的治理逻辑，特别是通过反共意识形态和安全优先的政策，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腐败的问题使得治理上展现出与殖民统治相似的特征，即政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化，以及为殖民者服务的菁英持续垄断资源。

戒严令下的“再殖民”

根据傅柯的理论，戒严令是作为应对国内政治困局的策略，是展示一种“例外状态”下的治理模式，通过创造一个紧急的情境来重申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这种模式不是鼓励“自律性”的公民，而是通过直接的国家暴力机器来强制规范行为，因此造成极大的反弹。这样的行为也削弱韩国在解殖进程所取得的民主进展，并将治理拉回到过去军事独裁或是殖民控制的模式。

韩国在努力摆脱殖民统治的遗产并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不断强调民族主体性和民主价值。然而，戒严令的实施显示出这种民主主体性仍受到“安全优先”和“国家控制”等殖民遗留的约束。这次戒严表明韩国在解殖过程中，并未完全摆脱殖民遗留下来的治理方式，在面对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再度被动员，显示出“再殖民”的倾向，即通过强力的国家控制来应对不确定性。

在这次的“快闪戒严”，政府动员多种治理技术，包括军事控制、对媒体的管制、限制社会集会等，通过加强社会监控来重新生产统治权威。虽然后殖民社会通过焦虑，假装、模仿，和分裂来隐藏自身的不安，却在军队内部引起对于权力“再生产”的矛盾，已解殖的社会不愿再重蹈历史。这种“例外状态”的治理不仅挑战民主制度的根基，也暴露出当前韩国在安全需求和公民自由之间的深刻矛盾，进一步削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第一岛链隐藏相同的后殖民问题

韩国作为“第一岛链”的一部分，与其他地区国家同样面对冷战的国际政治遗绪，是美国在冷战后遏制共产势力的地缘策略，各国的政治稳定直接影响整体战略格局。近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与副总统沙拉∙杜特地（Sara Zimmermann Duterte-Carpio）相互放话，同样也是美中竞逐的背景，在解殖的过程面临内部问题。 

韩国戒严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国内政治，也对整个印太安全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尹锡悦任内与美国和日本建立的美日韩安全机制，有可能暂时无法进一步推进，韩国对于乌克兰和东欧国家的援助也可能陷入停滞，石破茂能否维持亲美路线也将受到挑战。

中国与朝鲜则是戒严事件下的最大受益者，朝鲜可以对内展现政治胜利，并且避免韩国持续增加萨德和其他反导弹系统的布署，中国则可以面对一个忙于内政的日韩，将会更需要外交与经贸的成果。这种后殖民背景使得韩国遭遇外部压力时采取的行动陷入极端的选择，它既受到殖民和冷战遗产的制约，又不得不在地缘政治现实的框架谋求生存和发展。

如今的尹锡悦面临弹劾与退党的压力，国防部长与其他首长也陆续以辞职表达不满，“快闪戒严”的影响也已不只是他个人的政治生涯。通过治理性概念的揭示，这一事件也将成为地区各国领袖作为警惕，即如何在安全需求与民主自由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以避免重复冷战时期威权历史的教训。台湾作为东亚民主化的模范生，也应进一步了解韩国与菲律宾的后殖民困境，做为发展民主与兼顾社会韧性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