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思维往往都是反人类的

　　新高地评论分析文章：今天看到一则帖文：很多人以为习近平独裁统治团队“不懂经济”，才搞得一团糟。但你真的相信一个能精密控制14亿人、维稳机器遍布全球的政权，会真的“搞不懂”怎么发展经济吗？

　　在许多人眼中，独裁政权常常被贴上“无能”或“愚蠢”的标签，尤其当他们的经济政策导致国家陷入泥潭时。然而，正如那篇帖子所指出的，这往往不是无知，而是精心算计的反人类逻辑。独裁者并非不懂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相反，他们深谙繁荣的“副作用”——一个富裕、教育水平高的社会，会孕育出对权力的质疑和政治诉求。这威胁到他们的核心目标：绝对控制。他们的思维模式不是追求全民福祉，而是制造一种“可控的贫困”，让民众“够活、不反”。这种反人类的算计，不仅在中国可见，在全球历史上也反复上演。下面，我将结合中外案例，剖析这一逻辑的普遍性。

　　一、独裁思维是政治安全高于一切

　　独裁者的首要任务不是让国家强大，而是让政权永固。他们明白，根据现代化理论（如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会扩大中产阶级、提升教育水平，并激发民主需求。这会打破他们的“稳定”——民众从“求生存”转向“求尊严”。因此，他们宁愿牺牲经济活力，也要扼杀潜在的异议来源：摧毁财富积累渠道、封锁信息流动、压制教育和流动性。结果是故意制造的经济寒冬，不是失误，而是“胜利”——因为它确保了民众的驯服和无助。

　　在中国，这种逻辑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帖子所述，领导人并非“不懂经济”，而是主动扭转开放路线：通过房地产调控让中产负债累累、打击教培行业堵塞上升通道、整顿民营企业破坏经济独立性、严控舆论和边境消除外部比较。这些措施看似“失策”，实则精准打击了可能挑战政权的因素。失业、通缩和企业倒闭不是失败，而是胜利——它们让民众疲于奔命，无暇思考“合法性”问题。最终，体制安全了，国家却付出了代际代价。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国家总体安全战略。他曾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公开讲话中，反复提及苏联解体教训，以此警示必须优先维护党的领导和政权稳定。也就是说，政权安全必须高于一切，为了政治安全可以不失牺性经济、民生及和平外交等一切。

　　二、中外历史案例：故意抑制的“可控繁荣”

　　类似习近平这种反人类思维并非中国独有。纵观全球，众多独裁者都采用类似策略，故意限制经济繁荣以防政治动荡。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

　　阿根廷军政府（1976-1983年）：在豪尔赫·维德拉等军阀统治下，阿根廷故意阻塞工业化进程。政权依赖农业和金融出口，避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防止中产阶级壮大并形成异议力量。结果是经济停滞、债务危机和“肮脏战争”中数万人失踪。这不是经济无能，而是战略选择：通过经济压制，扼杀潜在的民主诉求，确保精英忠诚于军方。类似于中国打击民营企业的逻辑，这里是故意让经济“单腿走路”，避免“富裕即反抗”。

　　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2013年至今）：尼古拉斯·马杜罗继承查韦斯遗产后，故意放任经济崩溃。尽管石油资源丰富，他通过价格控制、国有化和腐败分配租金，摧毁了私人经济活力，导致恶性通胀、饥荒和数百万难民外流。这并非单纯的管理失误，而是为了维持对军队和精英的控制：经济依赖政府救济，让民众“够活、不反”，同时镇压中产和知识分子。马杜罗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口号下，是对信息流动的严控（如媒体审查和互联网封锁），防止民众比较外部世界。结果，政权苟延残喘，而国家陷入“可控的贫困”——这与帖子中“怕你自由出国，会比较世界的差距”的担忧如出一辙。

　　津巴布韦穆加贝时代（1980-2017年）：罗伯特·穆加贝通过土地改革，没收白人农场主财产，分给亲信，导致农业崩溃和恶性通胀（2008年通胀率达89.7 sextillion%）。这不是为了土地正义，而是惩罚反对派、巩固权力基础。穆加贝明白，繁荣的农业会催生独立农民阶级，威胁其统治。他宁愿让经济崩盘，也要确保民众依赖政府援助，无法组织反抗。类似于中国毁掉房地产让中产负债，这里是故意破坏经济支柱，制造“无力穷人”，防止街头抗议。

　　朝鲜金氏王朝（1948年至今）：金正恩及其先辈故意维持封闭经济，通过“主体思想”宣传和严苛配给制度，让民众处于饥饿边缘。核武开发优先于民生，经济孤立防止外部信息渗透（如禁止互联网和出国）。这不是无知，而是精密控制：富裕会带来教育和比较，激发政治诉求。金氏政权通过“可控繁荣”（刚够生存的配给）确保忠诚，任何经济松绑都视为威胁。帖子中“怕你受教育了，会要求说话的权利”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朝鲜的教育系统被扭曲为洗脑工具，而非赋权。

　　苏联斯大林时期（1924-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强制农民加入国营农场，导致大饥荒（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致数百万人死亡）。这并非农业政策失败，而是故意摧毁独立农民阶级，防止他们成为反苏力量。斯大林明白，农村繁荣会催生自治诉求；通过经济镇压和“大清洗”，他巩固了中央控制。类似于现代独裁者的信息审查，这里是经济破坏加意识形态宣传，确保“沉默的知识分子和无力的穷人”。

　　这些案例证明，独裁思维的普遍性：从拉美到非洲、从亚洲到欧洲，他们都优先“政治安全”而非“国家发展”。根据政治经济学家如罗纳德·温特罗布的分析，独裁者通过“有限准入秩序”分配租金，阻塞广义发展（如教育和基础设施），以防精英或民众协调反抗。现代版本更狡猾，如通过宣传和审查（如俄罗斯普京和习近平对媒体控制）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幻觉，而非赤裸裸的暴力。

（资料照片）

　　三、国家的出路在于全民觉醒

　　正如帖子结尾所言，我们不能再用“经济逻辑”解释这些“政治操作”。独裁者往往不是“发展型”领袖，而是“控制型”暴君。他们的“胜利”是以人性为代价的反人类选择：宁愿牺牲几代人利益，也不愿冒险让民众开智。

　　真正的出路在于觉醒——让更多人看清这不是失误，而是预谋。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民众拒绝“够活、不反”的陷阱，转而追求尊严时，变革才可能到来。否则，这种独裁者思维将继续毒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