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高官马态度极端:刘志军与薄熙来的服与不服

　　近日，有媒体采访自改革开放以来担任落马高官陈希同、陈良宇、刘志军再到薄熙来的辩护律师，根据其多位律师所述，这些高官对自身的案件大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如陈希同、陈良宇和刘志军般的对中共完全“驯服”，对控诉供认不讳；其二就是如薄熙来般的抗拒抵制和寸土不让。而薄熙来的所为又同改革开放之前江青大闹法庭攻击党政高层的做法虽然远远不及，却也颇为相似之处。

　　担任薄熙来一审和二审辩护律师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李贵方和王兆峰在受采访时表示，“在2012年11月我们和他第一次会见的时候，他简单问了些情况，就认同了。当时的认同只代表我们可以开始为他辩护了，如果中途他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提出更换律师。后来，因为各方面沟通都比较顺畅，他对我们也比较信任了，到了二审的时候，他主动确认由我们继续进行辩护。”

　　两位律师还称，薄熙来在案发前本身就是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政治人物，案情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宕起伏，宛如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被告方的律师，你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另一种压力来自薄熙来本人的疑虑。比如，担心我们会不会前半截好好辩护，后半截煳弄事儿；或者庭前和他说得好好的，到了庭上就消极辩护，等等。

　　律师还透露了与薄交流时的一些细节：在整个案子的诉讼过程中，我们任何内心变化都很容易被他捕捉到。比如，在谈到某个问题时，我们稍微皱下眉头，或者沉思一下，他马上就会想：是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某份证据？对某个问题产生了疑问？面对这样的当事人，要赢得他的信任很难，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毫不为过。你得靠自己的专业知识让他认识到“术业有专攻”，让他真正信任你。

　　王兆峰说，我原以为，薄熙来是一个粗线条的男人，可能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没那么在意。但近距离接触后发现，他还是比较细的。比如庭审时，哪个袋子装什么资料，哪天开庭时用哪一份，他都装得整整齐齐，理得清清楚楚。庭上说到哪个资料，他“啪”地就能拿出来。这其实也变相对律师提出了要求----你必须一丝不苟，必须对案件的细枝末节都要注意到、考虑到。

　　有观察人士指出，以违法打黑知名的薄熙来对案件细节的极端重视说明了其本人对法律和自身权利的深刻认识，而从他在庭审中悉数否认指控和强辩力争的表现又能发现其真实目的在于自我保全，为此不惜站在了与执政者对立的立场上，令高层和控诉方颇显尴尬。

　　薄熙来的做法与改革开放之前江青被审时的情景十分类似。在政治意义更大于司法意义的“四人帮”审判中，江青不仅否认自身罪行，而且以恶语攻击审判机关和中共高层，姚文元也是咬文嚼字进行抗辩，两人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执政党权威。

　　落马高官刘志军版：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为刘志军辩护的是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双方初次见面时，刘志军看了看他说：“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签字。”钱列阳认为，刘志军不相信法律。“薄熙来相信法律，他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进来两年了，他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也不想找律师。”他反复说，“对我的指控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最好的辩护是不辩护”。他不仅自己放弃辩护，叫律师也放弃辩护。”‍

　　2013年7月8日，法院最终认定，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那两笔钱款，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性质，据此认定刘志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并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志军对被指控的事实和罪名都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不会上诉。

　　与薄熙来、江青和姚文元的做法相比，“四人帮”中其他成员，以及改革开放后被审的高官陈希同、陈良宇和刘志军等人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检察机关的控诉供认不讳，甚至表示，“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

　　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2008年4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没有提出上诉。陈良宇的代理律师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子程。曾经多次代理高官辩护律师的高子程认为陈良宇愿意配合律师的工作，但并不认为律师的辩护能起多大作用。“他的基本心态是：我已经坐到这儿了，组织上也把我‘双规’了。处理是肯定的，只是轻和重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希同成为中共执政以来第六个被送上法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5人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陈伯达）。据王耀庭称，陈希同本人的态度十分消极，对律师抱着怀疑和抵触情绪，总是说“爱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吧”。

　　另外，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前辈”----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专员张子善的案件虽然没有司法程序，其本人也曾有过表态： “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来教育全党……在历史上说也有用。

　　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

　　事实上，在本世纪初，落马高官在审判时依然讲究“淡泊明志”“不跟党辩论”，不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死刑。他说：“我一直表态说不请律师。犯了罪，我负法律责任，接受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我不愿在法庭上与党辩论。我年纪已近古稀，不会再给党抹黑。如果法律规定必须请，我就请。”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的态度则是：“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