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1日，习近平在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首次阐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及特点，引发各界关于民主的热烈讨论。积极的一派认为，习近平这一举动，好比向世界喊话：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消极的一派则从一开始就认定，虽然措辞上比照于江胡时代有所变化，但终归只是文字游戏，口惠而实不至，真正的民主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
事实上，类似的民主争论早已成为迷局一样的存在，习近平的讲话不过是作为刺激源，将沉默的民主讨论激活。虽然民主争论照旧，形成的泾渭分明的讨论也在意料之中，但是作为“刺激源”的习近平讲话，却有颇多值得仔细推敲的内容。或者可以说，某些在反对派看来空泛的表述，其实包含着一种突变，具有决定中国未来民主道路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一手打造“协商民主”
首先，“协商民主”贯穿于习近平上台至今的每一次重大决策，且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意味明显。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抛出概念。由习近平亲自拟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首次明确“协商民主”的概念，并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第二步是进一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协商民主”定位为“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并作出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全面部署。
第三步是全面阐述。也就是政协成立65周年的讲话，“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诸如此类的阐述，既是对“协商民主”的特点的总结，也为如何落实“协商民主”提出了具体实现路径。
其次，比之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政协周年会议讲话，习近平的这次讲话破除了概念化，即避免不断在人民政协的发展历史和重要性之间来回打转。胡锦涛在政协成立60周年的讲话，篇幅与习的讲话相当，但是内容并无任何新意可言，从人民政协的历史到启示，从内在要求到实现路径。而更早之前的江泽民于政协成立50周年的讲话，篇幅减半，基本也是循着先历史后路径的固定模式在亦步亦趋。而反观习的讲话，不仅提到了大篇幅地谈到了民主，还24次提到了“协商民主”，文风也更加接地气、贴民心，不再宏大空泛，形式大于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江胡的讲话是“壳”，那么习更多的是“核”。“壳”存在的最大价值是夯实既有表述，而“核”则追求直击要害，追求突破。
最后，“协商民主”或成为破解民主迷局的“钥匙”。一方面，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三个“独”字来总结中国协商民主的特点，而这正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内容，高调“庆生”，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民主”不同于由古希腊简单多数人的直接民主制转变而来的一套多数人选举、少数人统治、实行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且在中国现实国情之下，协商民主也相应地有了“中国特色”。但归根结底，中国式和中国特色之下的协商民主，也并未跳出大框架，需得保有协商性民主的底色，即公共事务的决策应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金钱和权力进行，而且协商决策的参与度应该尽可能平等和广泛。协商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传统和语言实现社会协调的媒介，以市民社会为制度核心。它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
风物长宜放眼量
时下，中国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依然对民主怀有芥蒂和警惕。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三权分立式的民主正在走上穷途末路，西方民主制下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分崩离析，中国只要能保障经济发展和民生，完全可以不用去考虑作为工具性的民主。何况，即便是多数决，也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意志如何体现？另一派则完全忠诚于西式民主，认为中国就应该依葫芦画瓢走西方的民主道路，这是势之必然，不可逆。习近平的讲话对这一民主迷局进行了解答：民主是个好东西，对中国亦然，但是“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概而言之，投票并非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需要的民主，或者说正在经营的民主，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何况一些高擎着民主大旗的行动，可能完全是以反民主的形式进行的。比如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亦即占领“立法院”，完全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根由在于，按照台湾的基本制度，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但必须尊重立法机构的决议，因为这个立法机构是经选举产生的，在名义上是体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授权。如果每个社会群体都可以直接干预或否定立法机构的议程，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立法机构的合法性，从而也否定了产生立法机构的民主程序。
民主迷局如何解？究竟是西式民主更具优越性，还是中国式民主更值得推崇？拨开层层迷雾，民主的优劣评判不妨也以实用主义为标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了才知道”。对中国，对西方，都是如此。《经济学人》曾有一起封面报道《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充满了西方民主幻灭感，但是字里行间也透露着实用主义的意味。西方民主病在哪儿？这得问中国。因为民主之所以失势，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金融危机，其二是中国崛起。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就翻一番，故而中国精英阶层认为，中国的模式——共产党紧密控制，以及稳定的选贤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
除经济对照之外，民主也为政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威廉姆逊在“为什么要民主”的演讲中指出，民主政治有一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制度能持久下去。通过选举和民意的信息反馈，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的同时，修正它们的缺陷。其他政府形式由于缺乏一种使它们的领导人合法化的和平方式，缺乏使投票制度反映民意变化的约束而内在不稳定。民主国家和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政府对它的人民负责。虽然民主政府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捍卫者，但世界越民主，和平就越可能，这仍然是正确的。虽然在过渡期内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摇摆和动荡，但是总体还是不断向前的。像苏联和东欧那么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除了罗马尼亚出现血腥事件外，其他都没有出现严重暴力和流血事件。还有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民主转型，都成功地实现了从军人政权到民主政府的和平转移。东南亚地区，诸如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的台湾，民主化也基本上都是以和平形式推进的。所以，中国式民主，以协商民主作为突破口，也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时下的经济成就，或是忌惮于民主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和秩序混乱。步子迈得大一点，稳一点，尤其在民主的问题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各个方面都在走向新常态的国家而言，将民主纳入政治中，成为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也是另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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