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二代中仅薄熙来一人落马?

　　　　大中小 麦垛撰写2014-11-29 00:58:45 　　北京时间11月25日，朱德、周恩来、林彪、陈毅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物后代聚会纪念湘江战役八十周年。这只是中共十八大后红色后代们高频率现身的其中一个场景。仅仅在约10天前，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受访时言辞激烈地说，不排除有极少数红老一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我认为不能把他们称为“红二代”，称为“官二代”更合适。这极少数人破坏了我们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他们父辈的教育。胡木英所指，被认为是身陷囹圄的薄熙来，因为十八大之后尚无一位红二代受查落马，那么，红二代是否是政坛一股被错看的“清流”？

　　胡木英的言语中毫不掩饰对腐败堕落行为、个人和群体的愤恨情绪，而这种情绪在红色后代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其共同特征，中央决策层的习近平、王岐山也不例外。本被视为既得利益“权贵”的红二代们会有这种集体性愤怒和怨恨，其实是由他们过于强烈的报国热忱与腐败日益深重的现实之间的对撞所导致。这种长时间压抑的心理情绪总是要发泄出来，甚至有可能对十八大之后中共治国理政产生难以估量的实际影响，而且或许正是当前反腐高烈度态势产生的重要推动力。

　　红二代的愤怒与“发泄”

　　目前中国社会中红二代群体主要有两个活跃的分布点，其一是中共党政军系统，其二就是于民间。身为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的胡木英的观点在“失落”的红二代中很有代表性。在中共十八大稍过之际，红二代曾组织千人规模聚会，胡木英曾高呼：“今天，我们党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社会主义几乎到了被抛弃的关头，在人们失去了理想，只为钱拼命的时候，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泛滥等等社会毒瘤现象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能看着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这样和平演变的丢掉吗？不能！”

　　可见，在胡木英的话语中，对中共腐化堕落行为的痛恨溢于言表，一以贯之。事实上，虽然胡木英等人并没有具体的体制内职务，却与体制内的红二代群体保持有密切联系，其价值观基本是一致的。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职务的约束，才更敢于发出自己的心声。他们的这些观点，在中共十八大红二代们集体上位，甚至握有中共总书记之职之后，终于得以在中共的决策执政中完全呈现。

　　习近平就曾撂出狠话：“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有人威胁我说要我们走着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与胡木英等人相比，习近平表达已经十分克制，然而他对反腐决心的宣示也折射出其对腐败行为现象的痛恨情绪，其实与胡木英等人并无二致。

　　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红二代身份，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十八大后能够掀起具有如此声势的反腐运动。“政法沙皇”周永康、“东北虎”徐才厚下马就擒，被称为“西北狼”的郭伯雄似乎也摇摇欲坠，其麾下一众盘根错节的“小老虎”“小狼仔”被悉数清除，外至各部委国外，下至县镇乡村的更大规模的反腐已经同步展开。官场已经有“官不聊生”、人人自危之感，甚至有体制之外的人也对中央的反腐感到惊惧，担心过于严酷的反腐整风会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稳定。不过，考虑到中国积累20余年的沉疴积弊，中共因腐败遭到的执政危机，目前的反腐效果仍然远称不上完成。

　　为什么红二代中仅薄熙来落马？

　　胡木英并没有指明她痛批的“极少数红二代”究竟是谁，外界有猜测是指在十八大前落马的薄熙来。毕竟在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红二代几乎没有，而薄熙来又是最为外界熟知的一个。胡木英所称的“极小数”确实是事实，而这也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是在选择性执法，甚至有批评声音说是红二代在跟官二代“夺权”。有分析认为，尽管不能避免红色后代们会凭借父辈荫庇败坏法纪，以权谋私，但是其红二代身份与违法乱纪行为并无必然关系，或许其身份还能起到对腐败的遏制作用，因为这一群体对自身普遍有极为苛刻的要求。

　　薄熙来受审

　　体制内红二代们的集体上位，在轰轰烈烈的官场反腐中似乎“水火不侵”，反而有借机上位之势，或许正是缘于这一代人对自身的严格约束。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红色基因历史回潮 政坛内外殊途共进》表示，建国以后出生于红旗下的这一批人基本都可以算做“红二代”，也是最富有理想主义和革命色彩群体，其热情甚至有可能要高于自己的父辈。即使是薄熙来，其违法犯罪行为十分隐蔽，或许就反映了他的这种考量。而且，其高调的“唱红打黑”，恰恰是对自己贪污腐败弄权违法行为的遮掩，为自己挣得了“薄青天”的美誉。

　　观察人士表示，当然，薄熙来只是红二代中的一部分。大多数的红二代，一方面满怀报国热忱和理想信念，视国如家，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一方面又看到很多目无法纪、能力参差不齐的投机取巧之人通过权钱交易或个人关系快速攀爬，对党政军造成日益深重的侵蚀伤害，甚至导致中共执政危机，他们内心的忧虑和愤恨可想而知。他们在十八大登位之后迅速举起“杀威棒”，打出组合拳，节奏密集紧凑而不乱章法，边破局、边设计、边实践，显然是胸有成竹、谋划甚久。

　　体制内红二代的一个密集分布点是军队，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荣军情结。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总装部长张又侠、空军司令马晓天、总政副主任殷方龙、二炮政委张海洋等，皆是红二代。现任总后政委刘源因军中反腐有功，甚至有望成为军委副主席。与此同时，军方高层因反腐产生的整体性人事动荡。长期经营总政人事的徐才厚的落马势将拉倒一大批，另一位军副主席郭伯雄的违法违纪情状几乎已被舆论坐实，如此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涉案规模达到一种触目惊心的程度。

　　如果习近平团队及其支持者在十八大之前就有意放倒徐才厚等人，那么应当早已着手在军高层的人事部署。范长龙没有担任军委委员的经历，而从大军区司令员打破常规直接跃升为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更是外调自较独立的空军系统；魏凤和在十八之前担任二炮司令，习近平尚未担任国家主席即效法胡锦涛提前晋升上将。这些“超常规”动作或许正是出于对徐才厚等旧势力的隐忧。

　　相对于徐才厚等无视法纪的贪腐势力来说，红二代们或许可算是一股“清流”，而且这股“清流”渐有壮大成为主流的态势。当然，红二代在中国庞大的党政军队伍之中的绝对值仍然“屈指可数”。其声音越发壮大，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占据了要津，如习近平更是成为中共领袖，王岐山成为中纪委书记；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汇聚了其他的原先同样被压抑的健康力量。更重要的一点应当是，他们对国家的信仰理念和感情，本来就合乎中国制度要求和政治演进的方向，合乎人民的期待，迅速在中国凝聚成激浊扬清的历史洪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客观来说，红二代对中国来说是一股相对积极有益的力量，应该得到认可。不过，中国历来有蔑视权贵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氛围，红二代们过于高调地展示自己的身份，过于频繁地谈国论政的话，也很容易招惹是非，尤其是对执政者构成压力。其实，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不论是红色后代还是平民，都凭借自己的真本事担职效力；而人事组织和舆论评判者，也都将标准放在这个人怎么样，而不是他（她）的家庭身份是怎样。

　　(麦垛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