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江“明降实升” 肩负重任

  　　中共十八大后，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序易位，透露着最高权力图谱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便生变。实际上，张德江每每履险担任“救火队长”，实则因其资历丰富老成持重、应对复杂局势总有自己的一套使然。尽管按年龄，张德江仅有一届任期，但这5年之间，他所分管的人大体系早已被推至不得不改的风口浪尖。之前法治败坏，吏治腐败，人大职能形同虚设，而四中刚刚抛出依法治国“拨乱反正”，再做旁观者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作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香港占中问题棘手一发而不可收拾，张德江再次履险，是否能化险为夷，再度发挥救火队长的功能呢？

　　“多棱镜”中的张德江 角色转变完成

　　张德江在现任政治局常委里可谓是最早进入中共决策层的，早在2002年，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刚刚升任地方省委书记时，张德江就已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后不久，即接替李长春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调任广东前，他的地方省委书记履历超过了7年，历经吉林与浙江两省的党委一把手，而他调任经济与政治重省广东后，接替他浙江省委书记的正是习近平。张德江是这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名副其实政治资历最丰富的其中一个。

　　通过张德江的履历来看，其职位上升速度十分迅猛。升任吉林省委书记后，张德江仕途一路飘红，再任浙江、广东省委书记。2002年，张德江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于五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业、能源、电信等，同时兼任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2012年他空降重庆，以中央“钦差大臣”身份第四次执掌省级大印，肩负着稳定“后薄熙来时代”的重庆大局。

　　而与此同时，张德江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他在主政广东所经历的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事件，以及在负责处理2011年温州高铁追尾事故，都将他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批评人士认为，他的做法存在严重失误，类似于那类传统、保守、刻板的官僚。

　　但在一些与其共事过的人看来，张德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性格温和、敦厚，但十分讲究工作底线与原则。张德江在中央层面的资历比其他常委都要丰富，曾经在4个省级地区担任一把手，并且多次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在高压之下代表中央处理棘手问题，一些细节问题存在争议也难以避免。

　　或许在中共内部看来，张德江的的优点便是政治上过硬、执行能力强、有足够的资历、性格温和亦不失原则，由他主持人大工作其实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在很多观察人士眼中，十八大之后，张德江的行为方式大体延续了之前的执政风格，低调而稳重。这一局面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人大的定位所决定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习近平的耀眼光环而出现“月明星稀”的效应。

　　排位“明降实升” 张德江仍可大有作为

　　中共在十八大打造出一个新的高层权力运转架构，经过两年的试行后已经大体定型。这一结构相较于以往有诸多变动，如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核心”角色强化，王岐山携中纪委“异军突起”，中央政法委书记降级，另外一个被很多观察人士忽略的重大变化就是国务院总理与全国人大委员长两职排位的对调。现今，李克强的副手角色已经稳固，而张德江在中国顶层权力谱系中的具体定位似乎仍是迷局。不过，在习近平光环下的张德江等人的“暗淡”只是相对而言。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面向法治的基本盘已无疑问，那么在十八大上的调整更像一种务实之举。需要承认，胡锦涛十年里严重边缘化的人大系统的确堪称“橡皮图章”，这种局面的产生有时局整体发展趋势方面的影响，也有人大系统的主动“退让”。

　　十八大的权力构架重建即针对这一点。将李克强安排到张德江之前，只是国务院总理一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权重的真实体现，以及加强中央决策执行、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困局的需要。与之同理，全国人大委员长被排列于仅次于总书记和总理的第三位，也说明了其在新的权力谱系中的强势地位。虽然表面上看是被“降级”，实际上却是对人大的真实定位。如果仍然认为人大的定位“虚高”、名不符实，或许是因为决策层的顶层设计和对其高期待尚未在改革中完全呈现。

　　中共在改革开放伊始即着手探索法治建设，“依法治国”的口号也喊了十余年。经历过“政法沙皇”周永康时代依靠人治和权力“维稳治国”之后，十八大后拨乱反正，确定坚定了法治的方向。这里主要有两个理解角度，其一人大将作为中共执政党领导的“手段”，通过程序的规范化实现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达到善治的目的；其二是中共仅作为领导立法的主持者，宪法法律完成之后就与其他组织单位共同遵守，真正“依法治国”。两者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不论是哪一点，人大的地位作用无疑都将得以凸显，张德江仍然有大使拳脚的空间。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起草小组是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张德江和王岐山担任副组长。可见，张德江不仅是中国法治刚律顶层设计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实施者。那么，在法治改革蓝图已经大体绘就的情况下，全国人大的运行体制又将如何具体调整以拱卫国家航向、以清除行政权力干预、以绝缘金钱和腐败、以体现平民阶层实际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固化改革成果、以规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是时下的重要议题，张德江肩负重任。

　　占中大火 再面临救火挑战

　　当然，对于张德江而言，眼下最棘手的无疑乃是香港占中。作为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在面对今天的局面仍然显得很被动，甚至是有争议的。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后，张德江接任习近平之前在任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职务，代表其开始成为中共当局在香港和澳门的代表。由于其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使得其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涉得以通过法案将其合理化。一国两制白皮书就是在其主导下得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然而，自此香港便陷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尤其是激进派的占中策划被中央视为要挟。7月20日，张德江接见香港六大商会代表时，表明不认同占领中环。

　　然而此后的局势升级众所周知，张德江在此问题上表明清晰立场，也获得不少背书，也在9月份接见香港商界、金融界和外国商会等代表时剖析了香港目前面临的三大任务（一是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理性协商，迈出关键一步，实现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二是切记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抓住机遇，发挥优势，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三是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目的是保障市民合法权益，不断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借此向香港传话做工作。

　　但8月31日全国人大就政改方案连落三闸被指处理过于粗疏，9月28日起，激进派走上街头发起的抗争运动令当局陷入十分棘手的境地。多维新闻从多个消息渠道获悉，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召集紧急会议商讨香港局势。这也是中共第一次就香港问题召开特别常委会，此等规模和第一时间，在2003年50万人大游行时也未曾有过，足见北京对香港的重视以及化解“占中”危机的急切。

　　在此，本文不予讨论张德江在其中的具体表态，但是从根本上说，香港占中问题一度恶化，促令中央不得不再三表态，这本身固然是香港当局自身多年来未能弥合社会撕裂的问题，但今天的张德江在占中问题上毕竟不能置身事外，他所面临的考验一点儿也不比他人小。　　(麦垛 撰写)